精 神 损害 赔 偿 制 度 的 几 个 问 题 探讨

姚志阳

生命、健康和自由等人身权于每个人都是最神圣的权利。这种权利的丧失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是无法弥补的。现代法律理念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对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关注和保护。我国是个有重义轻利传统的国家，历来将精神与金钱分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法律规定以经济惩罚来补偿或赔偿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已成必然。然而，我国的现行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存在着较多缺陷。本文，笔者拟就此等问题略陈管见，就教于理论和实务界专家。
一、精神损害的概念
有的教科书〈如全国法院业大的民法教程〉所下的定义是，根据民法通则精神，所谓精神损害赔偿，是指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不法侵害，致使受害人的人格受到非法的侵害，给受害人造成了精神上的痛苦，不法侵害人对这种损害所造成的后果，要依法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仅限于公民的“四种人格权”，没有包括生命健康权等人身权。
笔者认为，精神损害是侵权行为法所认可的，与财产损失、死亡、伤害和社会评价降低等相并列的，侵权行为作用于受害人的自然人的人身权所导致的精神方面的不利的反常状况。下此定义的理由有如下几点：
1、精神损害是民事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害后果之一种
精神是与物质相对应的范畴。民事主体享有财产权和人身权，法律对财产权的保护，主要是为了维护民事主体的利益，而对人身权的保护，主要是为了维护民事主体的非物质利益，通常情况下，对财产权的侵害导致受害人财产利益的损失，法律通过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民事责任方面予以救济。而对人身权的侵害，产生的后果要复杂得多，常见的有：死亡、伤害（包括残疾、全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受害人社会评价降低、精损害等。死亡可能使死者的近亲属产生精神损害；社会评价的降低也可能使受害人产生精神损害。
2、精神损害：受害人的自身感觉和外在表现
精神损害常常表现为受害人反常的精神状况，如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疼痛。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自身感觉为哀伤、懊恼、悔恨、羞愧、愤怒、胆怯等。在外在表现方面，受害人会出现异常的精神状况，如失眠、消沉、冷漠、易怒、狂躁、迟钝等，严重的会出现精神病学上的临床症状，这样的反常状况对于受害人来说是不利的，是一个正常的人所不愿意发生和不愿意接受的。
3、精神损害在民法上的特定含义
人们在许多情况下都会产生反常的精神状况，法律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任何情况下产生的任何程度的精神损害都予以救济，而只是对特定条件下达到一定程度的精神损害予以救济，由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和其他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精神损害”是一个有特定法律意义的概念，而不同于医学上的精神损害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谈论的一般的精神方面的不快。法律对精神损害的界定通常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1）与他人侵权行为的关系；（2）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3）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与侵权行为的其他制度和民事责任方式的协调。
4、精神损害的主体限于自然人
精神现象为自然人所特有。精神损害仅发生在自然人受不法侵害的情况。法人有一些人格权，但是没有自然人所特有的心理和精神现象，也当然不存在精神损害问题，但是法人的人格权受到损害时，法律也规定予以救济。这主要是为了维护法人的物质利益，而不是维护其精神利益。
二、对侵害生命健康权等人身权的行为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法律依据和司法实践
我国的《民法通则》首次以基本法的形式肯定了对精神损害予以物质赔偿的保护手段，从而确定了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有学者认为《民法通则》采用的是“非财产的侵害，于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为限，得请求以金钱赔偿之”的立法体例，所以必须严格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只对侵犯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的行为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而对侵害其他人身权如生命健康权的行为，则不得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
首先，“人为万物之夷”，人类社会的各种努力都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延续和发展。作为个体的人，其生命与健康是生存的第一要素，因此，生命健康权成了法律赋予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不仅民事法律，而且刑事法律以及其他的部门法律都切实保障了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但是，如果这种保护仅停留在生理层面上，则是不完整的，因为人的生命、健康既包括身体的存在与身体的健康，也包括精神的存在与精神的健康，这两方面是一个整体。因此，行为侵害了人的身体，也就不同程度地侵害了人的精神。现实生活中，侵害公民生命健康等人身权的行为，不仅会给受害人带来肉体痛苦，造成财产损失，而且给受害人或其亲属带来精神痛苦，有的甚至是严重的精神损害，特别是那些影响到一个人外观的伤残状态的人身伤害以及造成受害人死亡的案件，其精神损害的程度远远超过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权受到的损害。“有损害即有救济”这句英国的古老法谚，已成为现代侵权法的基本准则，法律不仅可以强制加害人承担实际的费用，还应该给予受害人以一定的精神抚慰，否则有违公平原则的民事法律的立法宗旨。另一方面，人格权作为人的生命健康权这一基本权利的延伸与体现，其目的也是为了保障生命个体的生存，从本质上来讲，两者具有逻辑与现实的一致性，是同一内容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形式。在这两种权利中，人的生命健康权是根本，是核心，人格权是其逻辑的发展与扩充，如果仅仅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认为侵害人的生命健康权等人身权不能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就会出现最基本的权利不能用金钱来赔偿而其延伸与体现的人格权却可以的怪异现象。
其次，从立法方面来看，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只适用于侵害人格行为的依据，是《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按照精神损害的定义，一般将精神损害分为生理、心理（或感觉、感情）的痛苦造成的损害和精神利益的损害。对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该法条是对涉及精神利益的那一部分人格权所做的规定，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民法通则》否定对肉体、精神痛苦予以精神损害赔偿的事实，而其实《民法通则》对此也并未作任何限制性规定，相反，《民法通则》的立法意图在于更全面充分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如《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该法条表明对权利主体因受到侵害而在财产权和人身权方面产生的一切损害，无论是财产损害还是非财产损害，加害人均必须承担赔偿的责任，而且这里的“民事责任”并不限于财产赔偿的方式，还包括《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规定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其他非财产方式的民事责任。这种关于侵权行为的成立要件、效果等内容以及立法技术均符合现代民法有利于权利主体的权利保护的发展方向。而且，从《民法通则》的整体来看，对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等其他人身权利遭受不法侵害给受害人或其亲属造成的肉体或精神痛苦的损害请求赔偿权应包括在“侵害他人的财产、人身”的法律后果—“承担民事责任”之内。从赔偿的项目来看，《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了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人员的生活费，其他必要的费用等。该条虽然没有规定：应当赔偿财产以外的损害，也没有在赔偿项目中规定抚慰金，但它并不是限定性规定，从其不完全列举方式中，也推断不出该法条有排除对因侵害公民人身权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意图。有学者认为，该条中的“等费用”理应包括非财产损害的赔偿金在内，正如可以从第一百二十条“赔偿损失”推断出对侵害人格权的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失和非财产损失一样。此外，《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损害国家、集体的财产或他人财产的， 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笔者认为，该条的立法本意在“其他重大损失”中涵盖了对精神损失的赔偿。至于法律为什么不明确规定对侵犯生命健康权等其他人身权利适用精神损害，是因为从立法学上来讲，非财产损害由于其表现形式的非直观性和衡量标准的主观性，其设立和实施适合于采用法律作原则性规定由司法实务通过实践 积累加以确立的方式。那种否认侵害生命权等人身权利不能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观点其实是一叶障目的。
第三、审判实践的突破。尽管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是很有限的，但是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实破，使得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如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5月16日公布的《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明确规定了对伤残者和死亡者的精神损失所给予的补偿即安抚费，并限定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的最高金额为每人80万元人民币，这是我国最早确认人身损害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一个司法文件，表明了我国的民事法律与国际接轨的态势。各地法院几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人身损害案件，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比较典型的有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判决的原告某诉被告北京第二棉纺织厂职工医院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和海淀区法院判决的原告某诉被告某气雾剂公司。某厨房设备厂卡式炉燃气罐爆炸损害赔偿案件以及福建省龙岩市法院判决的一起错将子宫当成阑尾割掉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三案都判决了巨额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海淀 区法院并在其判决书中作了如下阐述，“人身损害赔偿应当按照实际损失确定，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的原则和司法实践掌握的标准，实际损失除物质方面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的精神压力与痛苦，其通常表现为人格形象与人体特征形象的毁损所带来的不应有的内心卑屈和羞惭”，可视为人民法院几年来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总结，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三、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现状及其缺陷
尽管有人认为，民法通则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条文除第一百二十条外，还包括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通常认为《民法通则》是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渊源。该法不仅在第五条中确立了公民法人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的基本原则，而且在第五章民事权利中专设一节规定公民（自然人）的人身权。其中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学理解释中多数人认为，“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就是指对精神损害的物质赔偿或金钱赔偿，认为该条规定确立了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审判实践中，最早被确认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就是侵害公民的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几种类型的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须的生活费用。”但这种观点只是近年来鉴于生命健康权的精神损害赔偿日益受到重视，而由一部分学者从民法解释学的角度提出的新说，其意义在于，依据第一百二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公民（自然人）的四项具体人格权和法人的三项具体人格权，不包括自然人的生命健康权，而依据第一百一十九条，则包括生命健康权。
受学理解释中多数说的影响，人民法院在涉及第一百二十条中规定的公民“四权”和法人“三权”的案件中，普遍支持了当事人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对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则出现分歧：早期普遍不予支持，近年来则出现了有的地方法院支持，有的不予支持的适用法律不一致的现象。例如，前面所述的原告某诉被告某气雾剂公司等人身损害赔偿案中，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判决：责任人赔偿因卡式炉爆炸被毁容的少女精神损失赔偿金10万元人民币。该判决得到最高院的肯定。学术界普遍认为，生命健康权属于物质性人格权，是自然人的精神性人格权存在的前提和物质基础，其受到侵害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甚至是终身不可逆转的精神损害，故仅保护“四权”而不保护生命健康权，是所谓“生之不存，毛将焉附”，轻重倒置，显失公平。因此，应当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按照“举轻以重”的原则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或者依据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解释，即确认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时应当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但在多数涉及侵害自然人生命健康权的案件中，受害人要求赔偿精神损害的诉讼请求未能获得法院支持，理由是于法无据。例如，北京效县一农妇因病就医，手术中医生因重大过失，将医用沙布留在其腹腔内长达8年，致该农妇家受巨大肉体痛苦和精神痛苦，尤其是其因腹中异物被怀疑为仲瘤，长期医治无效导致其丧失生活信心，多次服毒自杀，家庭因此发生婚变。直至真相大白，该农妇要求赔偿精神损失，法院以无法律依据而未予支持。
造成上述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将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解释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实体法律渊源的理由并不充分，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一，该条规定将赔偿范围局限在公民的姓名权等“四权”，而将更重要的生命健康权排除在外，无论是从比较法的角度和参照国外判例、学说，也无论是从“事理之当然”，都不能证明该种理论的合理性、合逻辑性。其二，不适当地把法人作为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的权利主体，把包含有人权内涵的自然人的人格权利与主要是作为商法上具有商业标识性质的法人人格权同等对付，混为一谈。从比较法角度来看，民法上所说的损害包括财产上损害和非财产上损害，法人人格权所受损害本质上是财产上的损害，如其商业信誉丧失本质上即表现为财产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相应地，其救济方法也只能是财产损害赔偿中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赔偿，或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进行救济。
可以说，我国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到了必须认真加以探讨和重构的时候了。那么，如何来完善这一项重要的制度呢？
四、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构思
1、适用范围
首先，应当将精神损害从其他相关损害中剥离出来。哪些案件或者说哪些民事权利受到侵害后，受害人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呢？回答这一问题，应该需要将精神损害与其他损害剥离，使精神损害单纯化：（1）在侵害名誉权等人格权的案件中，是不必然产生附带的财产损失，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案件附带有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如受害人调查取证的费用、聘请律师的费用、参加诉讼的费用、接受心理咨询和医疗的费用等，这些都不属于精神损害而属于财产损失。（2）致受害人死亡，将导致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但是建立死亡赔偿制度较之对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更为公正。所以，在一般情况下，致人死亡的赔偿不归入精神损害赔偿。只是在目前死亡赔偿制度尚未普遍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对死者的近亲属予以救济。（3）对于伤害致使受害人残疾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予以赔偿主要不是因为受害人精神受到损害，而是因为其谋生（挣钱）的能力丧失或降低，就其本质而言，这种赔偿属于物质性的。因此，残疾赔偿应当从精神损害中剥离出去。
其次，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适用范围。在剥离了上述损害赔偿之后，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适用于以下类型的侵权案件：（1）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的案件；（2）侵害姓名权、 肖像权的案件；（3）侵害人身自由权的案件；（4）以极端无私粗暴、野蛮态度对待消费者，都致使其精神受到损害的案件；（5）侵害原告重大精神利益的案件（如侵害死者遗体、坟墓、侵害死者名誉等）；（6）民法或其他法律规定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
需要指出的是，死亡赔偿虽然不属于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如果加害人采用极其残酷的方式致人死亡，或者该死亡事实给死者近亲属带来超常痛苦的，死者近亲属在死亡赔偿之外，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伤害虽然未造成残疾，但受害人在受害时经受极大精神痛苦或肉体痛苦，或者受害人精神状况受到损害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受伤害者为未成年人，其所受身体伤害给其父母亲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该父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2、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探讨
民法通则公布以来，我国民法学界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之确定，进行了一些理论探讨，并提出了许多应当考虑的因素，主要有：（1）法定因素；A、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B、侵权人是否获利；C、侵权行为的手段、方式、场合、范围等具体情况；D、受害人精神损害的程度和后果；E、侵权行为的社会后果及影响。（2）酌定因素：A当事人主体的类别；B侵权人的认错态度和受害人谅解程度；C侵权人的实际赔偿能力；D诉讼地的经济状况。笔者认为，无论是法定因素还是酌定因素，都仅仅是给审判实践提供一些参考依据而已，而这些因素本身的抽象和模糊，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法院判决的随意性和难以掌握的问题。而且有些因素，是不宜作为确定精神损害数额的标准或参考依据的，如加害人承担赔偿的能力，正如损害的数额与加害人的经济能力无关一样，赔偿的数额，也与加害人的经济能力无关；至于受害人的社会地位，更不宜作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依据，否则，将在司法实践中造成或致使人格不平等事实。因此，在法律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确定标准之前，应主要考虑以下三个因素，（1）法律设立这一制度的目的，即赔偿的数额要达到补偿与惩罚的双重效果，不同类型的案件要有所侧重。（2）侵权人的具体情况，包括加害人的主观方面（过错程度）和加害行为的客观方面（如行为的恶劣影响程度等）、受害人的受害程度。（3）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关于是否应该设定最高限额与最低限额的问题，我们常常见到某些西方国家判决精神损害的案件，有的高达数百万元及至上千万元，有的却是1美元，仿佛也“没准儿”。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对侵害人身权规定了赔礼道歉等人身性质的民事责任方式，因此过低的精神损害赔偿（如1元或者10元），是不适当的，这远远不能达到慰抚受害人的目的，也不能惩罚加害人和警戒公众，还使人们对司法的严肃性产生怀疑。同时笔者也不赞成百万、数千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当精神损害与死亡赔偿、残疾赔偿相剥离以后，判决过高的精神损害赔偿与我国的国情不相符合，也违背了“赔偿不是中六合彩票”的侵权行为法格言。当然，法律未必要约定一个绝对的上限，这可以留给法官裁量。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为现代民事法律制度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在社会活动日益频繁、市场经济日趋完善的我国，在立法上建立一套完整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的，是建立健康的市场秩序所必需的制度准备，也是重视人权、尊重人权和保护人权的需要和手段。




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证人出庭作证情况分析

泰顺县人民法院 夏立彬
证人证言是我国的法定证据之一。刑事诉讼法第48 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依法律规定，在刑事审判过程中，证据必须经庭审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证人证言也不例外。由于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不完善，在司法实践中，证人不愿或不敢出庭作证的现象十分普遍。下面是我院自1998年至2003年审理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情况一览表：
年 度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
应出庭作证的人数 139 181 224 168 179 183
已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数 29 31 27 15 9 11
实际到案证人数 6 5 9 3 2 2
实际出庭作证人数占应到庭作证人数的百分比例 4·30 2·76 4·02 1·80 1·11 1.09
已通知出庭作证人数占应出庭作证人数的百分比例 20·80 17·10 12·05 8·92 5·02 6.00
据上表达反映：我院证人出庭作证率在1%至5%之间徘徊，可见，在我院证人出庭作证率较低。对此，近年来，就如何促进证人出庭作证的有关问题，各级法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收效甚微。如不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问题，将会直接影响着审判机关庭审功能的发挥，从而也影响了审判机关的办案质量，甚至还会导致某些案件错判。那么证人出庭率低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应如何解决此问题呢？笔者就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原因作如下探究：
1、法律对证人保护制度的规定不完善，导致证人不敢或不愿出庭作证。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立法不完善，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以致证人不敢出庭作证。虽我国刑事诉讼第49条规定，公安司法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打击报复，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另外刑法第308条也规定了“打击报复证人罪”。况且，法律没有对证人的近亲属因证人作证而给予司法保护。但上述的规定，是证人出庭作证发生打击报复的后果之后才产生作用，而现实中证人根本就不想惹火烧身。在我国每年发生的残害证人及其近亲属的案件屡见不鲜，但能及时对加害者进行惩治的事例却寥寥无几，因此证人就会拒绝作证。
2、法律对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和制裁失衡。在我国刑事诉讼只规定“公民有作证的义务”，却没有规定证人拒绝出庭和拒绝作证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从法理角度上讲，义务与制裁是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由于义务和制裁失衡，往往对一些必须到庭的证人只能进行说服教育，但最终是否到庭由证人定夺，证人想出庭作证就出庭，证人不想出庭作证就不出庭。虽然，我国对某些特定的案件中证人拒绝提供证言给予法律制裁。例如，刑法第311条规定的“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但对这一罪行的追究须达到情节严重的后果，对要求证人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起不了督促作用。
3、立法只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而无明确的权利保障的规定。例如，法律对证人出庭后的经济补偿权问题没有作出规定，对特定情形的证人没有赋予拒绝作证权。如果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由证人自行负担而没有经济补偿的话，那么谁会做吃力不计讨好的东西呢？假如这些费用由控辩双方各自负担的话，似有贿买证人之嫌，从而降低了证人证言的可信力、证明力。
4、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意识制约着证人出庭作证。“贱讼、耻讼”的儒家思想在人们心中一直占据正统地位。因而在现实生活中，知道案件事实情况的证人往往不愿出庭作证，认为出庭作证是“过堂问审”，是不光彩的事情。亲友邻居也以涉讼为耻，惟恐避之不及。
5、法官囿于传统的审判方式，对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从上表看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通知证人出庭而逐年减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法律赋予证人不出庭作证情形较多，对证人能否及时出庭作证有疑虑，担心证人改变原证词等。另一方面是，法官认为在庭审中经过质证的证人证言和证人到庭质证的证言具有同样的证明力，故认为证人出庭与否意义不大。所以，在刑事审判中，大多数法官一般不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6、受证人自身素质和其他因素的制约。由于公民法律意识淡薄，对出庭作证的义务认识不足，对出庭作证缺乏应有正义感。在刑事审判中，公诉机关一方面还存在着畸型的作证观念，即公诉人为利于自已的控诉，不让证人出庭作证。例如，我院于2001年审理一起被告人胡某受贿一案，法院通知证人夏某出庭作证，而作为公诉人的检察机关为了锁定对被告人胡某定罪量刑证据，在开庭前到证人住处对证人进行恐吓、威胁等方式。在庭中，证人夏某如期到庭作证，检察院为了防止证人出庭作证推翻原先所收集的不稳定的证人证言或关键性的证人证言，便出动警力到审判庭外围以警告证人。另一方面，公诉机关为了不让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在移送的证人名单时，故意不提供证人的住址，以致法院不便通知或难以通知。
保护证人出庭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之措施。应如何克服证人出庭率低情况，应如何强化和保证知道案情事实的证人能出庭作证，以改变我国现状中证人出庭作证难的状况呢？笔者认为应从如下几方面着手。
1、加强立法，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首先，补充立法规定法院对拒绝出庭作证的证人有权强其到庭的权利，并赋予法院制裁的权利。证人出庭作证是证人应履行的义务，而对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者进行制裁，也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立法的通例。如美国、德国、日本、法国等国家，对传唤不到庭的证人都有规定应承担经济责任及相应的刑事责任等。要改变我国刑事审判中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和出庭作证率偏低的状况，可以借鉴以上国家的立法经验和做法。其次，对证人的有关权利予以明确并加以保护。例如经济补偿权利、司法保护权利等，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补偿都有非常详细、具体的规定。尤其是证人保护则更是证据制度一项重要内容。法院应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消除证人怕打击报复的顾虑。
2、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建立专门证人保护。由于受传统儒家思想束缚，公民法律意识淡薄，公民视作证为耻。那么，为了彻底改观证人出庭率偏低的现状：其一是加大普法力度，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以消除贱讼、鄙讼的心理，强化公民作证的观念，让公民敢于作证、愿于作证；其二是建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最好由法院负责，证人的保护费用由国家拨付。设立有力的证人权利救助体系，建立起广泛而严密的证人社会保障体系。
3、司法工作人员要予以积极配合证人出庭作证，给证人一个出庭作证的良好氛围。不能把证人出庭的问题归属于法院，司法工作人员，对证人出庭作证认识的重要性应有充分的认识，予以积极配合证人出庭作证。如果司法人员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认识不足，且阻碍证人正常的出庭作证，这势必在一定降低证人出庭率,影响司法公正。加强立法对阻碍证人出庭作证的司法工作者应予以必要的法律制裁。以上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只有同时确立这些规定，才能真正地解决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问题。
作者单位：：浙江省泰顺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