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改制职工集资款何去何从

　　　 刘京柱


在当前方兴未艾的企业改制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企业职工集资款的问题，不仅关乎企业改制工作能否顺利进行，而且也因直接联系着职工的切身利益，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影响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甚至出现职工集体上访、企业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的局面。那么，在当前的企业改制中职工集资该何去何从呢？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法院审判实践，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不能强迫职工将集资款转为股本金。按照劳动部有关通知要求，企业不得强迫职工入股。按照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以及国家有关企业改革的精神，实施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在职工投资入股方面，鼓励职工在自愿的基础上人人投资入股，允许少数职工不入股。因此，在股份合作制改造中，企业不得强迫职工入股，当然也不得强行将职工集资款转为职工入股资金，不得因职工不入股而降低劳动报酬、停发工资或硬性安排下岗，更不得以此为由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否则，对因强制将职工集资款入股问题影响劳动合同履行引起劳动争议的，应按国家有关劳动争议的规定处理。
二是在企业实施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造过程中，企业不得未经与劳动者协商，违反劳动法律法规，擅自单方变更劳动合同或把解除劳动关系作为强制职工入股（集资转入股）的手段。对职工集资款转入股、集体变更或解除劳动关系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劳动关系重大问题，要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作用，保持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职工同意将集资转入股的，企业可以商同职工代表大会成立职工持股会，集中统一行使股东权利，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三是对破产企业所欠职工的集资款应区别情况妥善处理：如果是职工以“劳动保证金”、“风险抵押金”名义交纳的集资，则具有保证劳动合同履行的性质，只要职工没有违反法定的或劳动合同依法约定的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在企业破产时职工可以行使取回权，通过清算组取回劳动保证金、风险抵押金；如果职工集资是作为开办企业的一项资金来源，即职工集资款已成为企业法人注册资金的组成部分的，则集资办的企业法人宣告破产，其财产须先清偿企业的债务，如有剩余，才能退还集资款；对国务院确定的“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内的国有工业企业在破产前为维持生产经营，向职工筹借的款项，视为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处理，借款利息按照借款实际使用时间和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非试点城市的企业及试点城市中非国有工业企业破产案件中职工集资款的处理，不得适用这一规定；对既约定还本付息，又约定定期分红的集资，因职工享受了作为股东分取红利的权利，应作为股权处理，不得优先偿还。约定按企业的实际盈利情况定期分红，职工承担集资风险的集资是标准意义上的股权，集资人只有在破产财产满足了所有破产债权后，才能对剩余财产要求按比例分配；约定还本付息的集资，不是股权而是债权，应作为普通债权进行处理。
四、对通过签订合同（协议）的合法形式，收取集资或“赞助款”作为职工入厂的条件，甚至有的还规定如果职工违反合同，则厂方有权没收集资款，这类合同也即通常所说的“霸王合同”，应认定为违背职工真实意思的无效合同，职工有权向法院起诉要求厂方归还。
前几年，由于受国家金融宏观调控的加强和企业流动资金短缺制约生产经营的影响，企业集资行为曾经一度如火如荼，其潜在的信用风险已渐露端倪，如不尽快予以整顿、规范，后果不堪设想。这决非危言耸听！试想，下岗职工辛辛苦苦积攒下的工资性收入为振兴、挽救企业交纳给企业作为集资，如果届时无法收回，将直接影响到生活，往往造成集体上访、企业经营停顿的后果。从某种意义上讲，规范集资行为，严格集资管理已是刻不容缓。为此，笔者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统一的社会集资管理办法，明确集资的种类、性质、期限、方式、利率及用途等，具体规定申请集资单位的资格，并规定拟申请集资单位须提供资产负债表以及集资用途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接受评估机构的审查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逐步将社会集资纳入正常的轨道，消除强制性、随意性，避免盲目性和信用风险的发生。各级劳动行政、纪检监察部门也要加强对企业实施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造过程中履行劳动合同以及企业集资行为的监督检查，对一些企业存在的因职工未入股影响劳动合同履行的行为，劳动部门应及时予以纠正。另外，建议立法机关进一步修订、完善《劳动法》、《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明确企业集资争议是否必须经过劳动争议仲裁程序，法院司法救济的范围等，以便将企业集资行为纳入法治轨道，减少行政干预，使解决争议的方式、方法简便、及时、规范。



论非法收集的证据的效力

刘顺航

非法收集的证据是指警察、检察官、法官以超越法律授予的权限、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其他不正当的方法获取的证据（以下简称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有悖于证据的合法性原则，背离诉讼程序公正、司法权力制约等现代化法治要求，但是非法证据又往往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和相关性，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有助于揭露犯罪。非法证据的这种特殊性质，在司法实践中常使司法机关陷入两难选择的境地：采纳非法证据能够证实犯罪，却等于默认执法人员的违法取证行为及后果；排除非法证据，则会失去指控犯罪的有力证据，甚至使罪犯逍遥法外。
一、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对非法证据适用排除规则
为了保障法律的正当程序不致受到损害，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确立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禁止使用违法所得的证据，即当认为使用某项证据有碍法律的正当程序时，无论该证据有无客观证据能力（客观性、相关性），一律不准使用。美国最高法院于1914年在一个判例中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即法律实施官员违反宪法和法律有关规定取得的证据，在审判时不得作为定罪的根据采用，目的在于防止政府官员为取证而违反法律正当程序，侵犯刑事被告人的宪法权利。后来，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用了排除规则。大陆法系国家在对待非法证据问题上最初采用“权衡原则”，根据案件情况权衡利弊取舍非法证据，在非法取证行为与放弃案件客观真实之间进行选择，两害相较取其轻，后来也逐渐向英美法系靠拢，逐步确立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但是对非法证据确立排除规则的国家，一般同时也确立了一系列不适用排除规则的例外，以免排除规则涵盖过宽，以致放纵犯罪。
排除非法证据规则，反映了理想的诉讼追求与诉讼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尽管它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效果有时确实令人不尽满意，特别是当一个实际有罪的人因执法人员的行为不当而逍遥法外时，很多人可能都会愤愤不平。然而，排除非法证据的目的在于通过摈弃违法取证的利益而遏制违法取证的行为，这种做法虽然可能会给社会利益以及被害人利益造成一定损害，但有利于防止社会利益以及组成社会的每个公民的权利受到政府权力滥用的侵害，实际上是符合社会要求权利保障的普遍利益的。
二、在我国确立合理的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
合理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促进我国依法治国进程意义重大。首先排除非法证据是诉讼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诉讼作为解决争议的司法活动，本质上要求将公正作为其最高价值。而在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不能并存的时候，将程序公正置于实体公正之上，实行程序公正优先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共同选择。以合法手段收集证据，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诉讼程序公正的重要内容，也是依法惩治犯罪的内在要求。采用非法证据，等于一方面要求公民必须守法，一方面却默认执法人员违法，并承认其违法后果。这样不仅被处罚的罪犯心中法律的公正观念荡然无存，而且产生间接鼓励执法人员违法行为的暗示，使宪法及法律有关程序公正的规定丧失其实质内涵。其次，排除非法证据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必然要求。保障公民权利和有效惩治犯罪是刑事诉讼不可偏废的两项基本任务。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加强了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力度，强化了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非法取证行为直接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与保护公民权利的立法宗旨背道而驰。由于社会上每个公民都是潜在的涉讼主体，都可能成为非法取证行为的侵害对象，因而非法取证行为对全体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存在潜在威胁。非法取证行为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所需的证据，因而通过排除非法证据，否定非法取证行为及结果，来达到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目的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第三，排除非法证据是文明执法的必然要求。文明执法要求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办事，禁止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非法取证行为与文明执法的要求根本背离。由于我国当前执法人员整体素质不是太高，加之历史上“重实体、轻程序”等思想影响，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都曾被认为是合法，更由于非法取证行为确有获取某项证据而揭示案情的实效，致使非法取证行为至今香火不断，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严禁非法取证的原则，但司法实践中非法取证行为仍屡禁不止，这就使得我国当前文明执法的任务相当艰巨。如果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非法取证行为的诱因，从而促进文明执法。第四，确立排除非法证据规则于法有据。我国是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参加国，该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依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有刑讯逼供的证据”，这一规定因我国加入该公约而具有国内效力，也是我国在诉讼中确立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依据。
如前所述，对非法证据采取排除规则，反映了理想的诉讼追求与诉讼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它虽然追求了刑事诉讼的绝对公正，但它是以牺牲实体正义即犯罪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为代价的。绝对排除非法证据作为一种理想化的非法证据处理模式，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制环境和条件为依托。鉴于我国当前社会治安不好的状况还没有根本转变，重大恶性案件继续上升，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仍然猖獗，执法人员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不高的现状，如果在司法实践中绝对排除非法证据，将会削弱打击犯罪的力度。因此，根据我国的犯罪状况和司法水平，在对待非法证据效力的问题上，应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即坚持以排除非法证据为原则的同时，对排除规则作出必要限制，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根据违法行为强度与指控犯罪的严重程度权衡利弊，决定取舍非法证据，以求得在打击犯罪与维护合法诉讼程序之间达成一种较为均衡的局面，使法律打击犯罪与保障权利的作用能够得到均衡发挥。
三、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有关理论探讨和立法规定
在对待非法证据的问题上，我国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①：①排除说。认为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不能采纳为判决的依据，理由是：采纳通过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方法所取得的口供及其他证据材料，就会助长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因此无论其内容是否查证属实，都不能承认其证据效力。②区别说。主张将非法取证行为与非法获取的证据相区别。理由是：刑事证据如果查证属实，可以证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没有理由不予采纳。但不能因为采纳非法获取的证据就对非法取证行为加以容忍，对于非法取证行为，情节较轻的，可以采取行政手段加以处理；情节恶劣严重触犯刑律的，可以依照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不能因为手段违法而把“客观事实”认定为不是证据。③转化说。主张排除非法证据，但可以将其作为“证据线索”，依这一线索去获取合法证据，即将非法证据作为线索引申出诉讼中的合法证据。
在立法上，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严禁非法取证的原则。《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我国近年来颁布的一系列规范警察、检察官及法官等公安司法人员的法律中也规定了禁止刑讯逼供以及违反这一规定的罚责。我国国家赔偿法第24条还规定了司法人员“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受害人取得赔偿后，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向上述行为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法律虽然明确禁止非法取证行为，但是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的效力，并没有明确作出规定。
针对上述立法缺陷，“两高”司法解释分别作了相应的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中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两个司法解释宣告了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对证据来源合法性问题不予审查的历史终结，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大进步，但是其中限制排除非法证据的意图非常明显。这两个司法解释在对于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上都采取了绝对排除的原则，而对于非法获得的其他证据的效力则未作规定，这显然是考虑到我国目前违法犯罪呈高发态势、司法力量薄弱、违法取证现象大量存在的客观状况，从有利于打击犯罪的角度出发而作出的决定。但是反过来讲，其隐含的意思就是除了非法言词证据外，以非法方法收集的其他证据可以采用，这显然有悖于刑事诉讼法关于“严禁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
笔者认为，在对待非法证据的问题上（包括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实物证据）应当首先明确一律适用排除规则，只有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方可例外。在司法实践和实际操作过程中，应该根据非法取证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程度、行为人主观过错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等来决定对非法证据是否排除。例如非法言词证据。对于刑讯逼供取得的言词证据的情形规定的较为明确，实践中不难判别。但对于利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如何界定，立法上缺少统一明确的标准。笔者认为，应该根据取证对象的不同来区别对待：收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口供必须显示法律的威严，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内心感受到法律的威慑力，因此只有当使用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手段严重到超过必要限度时，所取得的证据才能认定为非法证据而排除；收集其他取证对象（包括被害人、证人、鉴定人等）的陈述及证言，不能够象收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口供一样使他们感到有某种威慑，而是必须如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要求“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提供证据的条件”，如果使用了暴力、威胁、引诱、欺骗手段，无论情节轻重，所收集的证据均应视为非法加以排除。又如非法实物证据，只有经审查核实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并且非法取证手段没有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或者可能影响证据客观真实的，才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总之，合理确定非法收集的证据效力，反映出一个国家的诉讼价值观念，表现了国家在依法打击犯罪与保障公民权利之间的理性权衡，是我国的现实司法状况和建设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需要，对于加速我国依法治国进程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2001年2月


注释：
①张穹主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理论与实务》第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