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部


铁路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
铁道部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实施“科教兴路”战略目标和适应铁路改革发展的需要，建立和完善铁路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以下称继续教育）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技术队伍，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继续教育是铁路专业技术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应当贯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按需施教、学用结合、定向培训、讲求实效的原则，主动、有效地为铁路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三条 继续教育的任务，是使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和技能不断得到补充、深化、拓展和提高，保持合理的知识结构、先进的综合技术能力和业务水平，以满足科技工作需要，促进铁路专业技术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第四条 继续教育的对象，是铁路企业、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在职专业技术人员，重点是中青年技术骨干。
第五条 参加和接受继续教育是专业技术人员的权利和义务，要在制度上保障，计划上落实。

第二章 机构与职能
第六条 铁路继续教育工作，由部统一规划，部属各单位分级管理，各负其责。
（一）铁道部人事司是铁路继续教育的主管部门，根据铁路发展需要，制定铁路继续教育政策法规；对全路继续教育进行总体规划、宏观管理、政策指导和基地审批。
（二）铁道部人才交流培训中心受部委托，负责制定全路继续教育培训计划；组织开办部分高级研修班、专业证书班、大学普通进修班和必须由部组织的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对铁路继续教育基地进行业务指导；组织编制铁路继续教育教材；发放全路继续教育证书；协助部人
事、教育部门，对全路继续教育的水平、质量、成果进行检查评估。
（三）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是实施继续教育的主要场所，要利用现有的办学设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统筹安排，创造有利条件，积极开展继续教育工作。
（四）部属各企业、事业单位是继续教育的主体，要根据铁路建设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总体目标，制定本单位继续教育规划并组织实施，在完成部下达的继续教育计划的同时，积极开展本（系统）单位的继续教育活动，并对管内单位的继续教育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检查、监督。

第三章 内容、形式与时间
第七条 继续教育的内容，应当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铁路企事业单位的现实需要和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结构、业务水平的实际状况确定。重点是本专业、本学科领域国内外科技发展动态，现代科技及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先进技术、工艺、设备的消化和吸收，以及科技成果的应用和
推广等。
第八条 继续教育以短期培训和自学提高为主，一般可采取脱产、半脱产、业余培训和函授等多种形式进行，由各企事业单位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第九条 继续教育的时间，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每年脱产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累计不少于40学时；初级专业技术人员累计不少于32学时。一个聘期内的学习时间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散使用。

第四章 基地、师资与经费
第十条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其他的专门培训机构是实施继续教育的重要场所。铁路企事业单位，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各种办学力量在继续教育工作中的积极作用，逐步建立和完善铁路继续教育实施网络。部建立的铁路继续教育基地，主要承担部下达的继续教育任务，根据培训任务
，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继续教育的教师，按照专兼职结合、以兼职为主的原则，由本学科、本专业技术领域内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
第十二条 铁路企事业单位的继续教育经费，在各单位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不足部分可在有关科研、推广、引进等项目经费和事业发展基金中予以补充。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建立继续教育基金。
继续教育经费，可由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合理承担。

第五章 计划编制与实施
第十三条 全路继续教育计划，采取由部、企事业单位与院校通过“供需见面”等多种形式编制和落实。
（一）部人事司根据每年全路干部培训工作的总体部署，对铁路继续教育工作提出总体要求。
（二）部属各企事业单位，参考办班院校提出的培训能力计划草案，结合实际需求搞好生源预测，在继续教育供需见面会上，商定全路年度继续教育培训计划，并具体实施。同时，制订各自的年度继续教育培训计划，切实抓好组织落实。
（三）各高等院校和培训机构，要紧密结合铁路生产需要，提出培训能力计划草案，参照各企事业单位的培训需要，通过供需洽谈，调整确定培训班次，按时完成部下达继续教育培训计划规定的培训任务。
第十四条 部人才交流培训中心，根据铁路和各企事业单位的需要及培训机构的能力，在供需双方充分洽谈、信息交流的基础上，编制铁路继续教育培训计划，并下达执行。

第六章 考核与管理
第十五条 实行铁路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制度。将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情况，纳入对本人业务考核的重要内容，考核结果作为聘任、晋升、流动的重要依据和必备条件。
继续教育证书管理办法由部人事司制定，具体印发与管理由部人才交流培训中心负责。
第十六条 建立继续教育统计、评估和奖励制度。根据管理工作需要，对继续教育人数、时间、内容、经费等基本情况，进行常规统计和随机统计；建立评估指标体系，对部属各单位实施继续教育的力度和效果进行客观评价；对在继续教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
和奖励。
第十七条 专业技术人员所在单位，要建立继续教育考核制度，定期对接受继续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考核。同时，要切实保证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经费和其它必要条件。
第十八条 专业技术人员要遵守继续教育的有关规定，服从单位统一安排，接受有关部门的考核和检查。在学习期间，享受本单位在岗人员同等的工资福利待遇。在接受继续教育后，有义务更好地为本单位服务。当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向所在单位的上一
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诉。
第十九条 对违反本规定，侵犯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权利的单位，由部属各单位继续教育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部继续教育主管部门要对单位负责人通报批评。
第二十条 专业技术人员违反本规定，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单位统一安排的继续教育学习，或在学习期间违反有关规定和制度，由所在单位视其情节轻重予以批评教育或者追偿学习经费。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铁道部人事司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8年发布的《铁路科技人员继续教育暂行办法》（铁政〔1988〕759号）同时废止。



1997年10月21日
警惕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唯立法主义倾向

刘长秋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自1999年我国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明文载入宪法修正案以来，法律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然而，或许是由于过去长期受人治的毒害以致对法治过于渴望的缘故，抑或是由于以往没有走过法治化道路以致现在还不太会走的缘故，国人对于法律的认识似乎一开始就陷入了某种误区，以致于总是有意无意地将法治等同于立法，一遇到现行法律没有涉及或规定不明确的问题就呼吁立法，甚至于对那些已经有法律依据的问题也主张立法。一种唯立法主义的错误倾向正在我国悄然兴起。
事实上，法治作为人们所致力追求的一种理想，并作为一种相对更为理性的社会治理模式，是需要由包括立法、司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众多方面内容在内的一系列活动共同促成的，立法仅仅是法治的一个最基础性内容。尽管立法在我国实现法治的过程中起着根基性的作用，没有它，司法、执法乃至守法等其他一切方面都会成为一句空话，但立法却并不等同于法治，也无法替代法治。我们在重视立法建设以加促我国法制早日健全和完善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司法、执法和守法等其他方面的建设。然而，就目前我国践行法治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显然还远远没有重视（或者说得更为确切一点，还没有足够重视）司法、执法乃至守法等其他本应与立法协调进行的法制构成要素的建设。相反，反而陷入了法治就是立法的唯立法主义的认识误区。
以曾经轰动全国的“孙志刚案”为例。事实上，无论是依照我国《宪法》，还是依照我国《民法通则》，抑或是依照我国《刑法》，公民都享有生命健康权，且其生命健康权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刑法》甚至还为此而专设了杀人罪与伤害罪）。然而，作为“孙志刚案”主角的孙志刚却还是被某些作为执法者的机构及个人非法剥夺了生命。这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明明是一个执法的问题，但最终居然被极为可笑地提到了一个立法的角度，甚至还为此而专门出台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两部立法。这明显是对法治的错误解读（当然，笔者并不反对出台这两部法，而作为两部新的人权保障法，这两部法的出台和实施也确有其必要性。笔者只是想以此来说明一个问题，即：很多时候，我们似乎确实误读了法治）。无独有偶，在轰动全国的“处女嫖娼案”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该案受害者麻旦旦尽管依法享有人格尊严，而执法机关依法也负有尊重和保障公民人格尊严的义务，但麻旦旦的人格尊严却还是被有关的执法者非法给剥夺了。这里所反映出的显然应当是我国公安机关执法中的一些问题，而不是立法问题，因为无论我国的《行政处罚法》，还是《刑法》，抑或是《宪法》，都可没有赋予公安机关肆意侵犯公民人格尊严的权力。然而，该案所反映出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在麻旦旦以受害人的身份提起要求附带精神赔偿的行政诉讼时，司法机关却以无法律依据为由，不支持其请求。在这里，笔者不禁要问：没有法律依据可以成为执法机关不予赔偿的理由吗？假如没有法律依据可以成为执法机关不予赔偿的理由的话，那么，这些执法机关为什么可以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肆意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呢？显然，有没有法律依据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司法机关拒绝麻旦旦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一方面固然是出于依法司法方面的考虑，但更多的，笔者以为，是源于其对法治的误读，是唯立法主义倾向在作怪。
当前，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我国的立法建设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迄今为止，我国已经颁布了数千部法律、法规或规章，而各类地方性立法更是多如牛毛。按道理来说，在已经具备了数量如此众多的立法之后，我国社会的法化应该已经到了一个相对发达的阶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立法数量的气势如宏并没有带来我国社会法治文明的辉煌，相反，甚至还出现了“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怪状。而之所以会如此，笔者以为，很大程度上是我国过于重视立法建设而相对忽视司法、执法及守法、法律监督等方面建设的一个直接恶果。基于此，笔者认为，在今后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中，应当警惕并避免唯立法主义的错误倾向，更为科学而全面地解读法治，在重视立法建设的同时，多关注一下我国的司法、执法以及守法等方面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