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南京市学前教育管理办法

政府令第241号


　　《南京市学前教育管理办法》已经2005年9月2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5年11月1日起施行。
　　　　　　
　　　　　　　　　　　　　　　　　　　　　　　
市长 蒋宏坤
　　　　　　　　　　　　　　　　　　　　　
二○○五年九月七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了进一步加强本市学前教育管理，保障和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提高学前教育的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江苏省幼儿教育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幼儿园、托儿所以及其他对6岁以下学龄前儿童实施保育教育的教育机构(以下简称学前教育机构)，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学前教育活动应当遵循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学龄前儿童实施体、智、德、美诸方面的教育，促进其身心健康和谐发展。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学前教育的领导，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制定学前教育事业规划，积极发展学前教育，重视并扶持农村和残疾人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五条　市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市学前教育工作。
　　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做好辖区内的学前教育管理工作，并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学前教育日常管理工作。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因地制宜发展学前教育事业，采取多种形式保障辖区内学龄前儿童接受学前教育。
　　建设、规划、财政、物价、卫生、民政、市政公用、市容、劳动
保障、公安消防等部门以及妇联组织，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学前教育管理工作。

　　第六条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各种形式依法举办或者捐助学前教育事业。
　　鼓励境内外组织和个人以捐资、赠物等形式支持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二章　设立与设施

　　第七条 举办学前教育机构必须符合本市教育发展规划的需要。
　　设立、变更、终止幼儿园，举办者需向所在地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提出许可申请。
　　设立、变更、终止托儿所以及其他学前教育机构，举办者应当向所在地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备案。

　　第八条 申请设立幼儿园，需提交下列材料：
　　（一）拟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地点、环境、房舍、设施及布局方案；
　　（二）举办者的法人资格证明或者个人身份证明；
　　（三）拟办学前教育机构的章程或者制度；
　　（四）教职员工的资格证明、健康证明；
　　（五）拟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场地证明和必备资金证明；
　　（六）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消防安全证明、建设行政部门出具的房屋安全合格证明。
　　举办民办幼儿园的，还应当提交民政部门的名称核准证明。
　　联合举办幼儿园的，还应当提交联办协议书。
　　托儿所以及其他学前教育机构设立、变更备案时，应当提交(一)、(二)、(四)、
　　(六)项规定的材料。

　　第九条 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接到设立、变更、终止幼儿园的申请之日起，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作出许可决定。对许可设立的核发办学许可证，并报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托儿所以及其他学前教育机构在设立、变更之日起30日内，或者终止前30日内进行备案。

　　第十条 设立、变更、终止民办幼儿园，举办者应当到所在地的区、县民政部门依法办理登记、变更、注销手续，登记机关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即时予以办理。

　　第十一条 中外合作举办学前教育机构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办理。

　　第十二条 根据国家和本市配套建设幼儿园等教育设施的有关规定，规划部门应当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合理规划布局学前教育设施。
　　配套新建的学前教育设施应当设置在远离各种污染源和危险场所的地方，并按照国家相关技术规范设计建造。
　　利用已有房舍、场地设置的学前教育设施，必须有符合国家技术规范的独立出入通道和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第十三条 在城市市区土地出让条件中规定配套建设幼儿园等教育设施的，受让人应当按照土地出让的条件和规划的要求建设教育设施，并与其他建设项目同时交付使用。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挪用、损坏学前教育设施；不得在幼儿园等教育用地范围内兴建与教育无关的永久性房屋建筑；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在教育用地周围兴建妨碍学前教育机构正常教学秩序、危害师生身心健康的各种设施。


　　第三章　保育与教育

　　第十五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为学龄前儿童提供健康、丰富的生活和活动环境，满足学龄前儿童多方面发展的需要。

　　第十六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尊重学龄前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点，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保育与教育并重，促进其全面和富有个性的发展。严禁虐待、歧视、侮辱、恐吓、体罚和变相体罚学龄前儿童。

　　第十七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各项安全、卫生、保健管理制度，建立食物中毒及传染病传播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保障学龄前儿童的人身安全。
发生食物中毒、传染病传播等突发事件时，学前教育机构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并按照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规定及时报告有关部门。

　　第十八条 学龄前儿童入学前应当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进行健康检查。学前教育机构的举办者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组织教职员工进行健康检查。
　　慢性传染病、精神病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宜从事学前教育工作的疾病患者，不得在学前教育机构工作。

　　第十九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加强对家长进行幼儿家庭教育方法、卫生保健、营养、生长发育等方面的指导。


　　第四章　学前教育保障

　　第二十条 市、区、县财政部门应当根据政策规定、财力状况安排预算，足额、按时核拨学前教育经费，监督学前教育经费的使用。

　第二十一条 学前教育机构的收费标准根据办学成本确定，报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或者备案，并向社会公示后执行。

　　第二十二条学前教育机构收取的幼儿膳食经费必须专款专用，全部用于幼儿伙食，每月定期公示。

　　第二十三条 学前教育机构支付的公用事业费(供水、供电、燃气、排污、垃圾处理费等)享受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

　　第二十四条 各类性质的学前教育机构在教研活动、人员培训、表彰奖励等方面，享有同等待遇。

　　第二十五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保障教职员工工资、福利待遇，依法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缴纳社会保险费。

　　第二十六条 教育行政部门、学前教育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培训计划，对幼儿教师进行多种形式的业务培训。

　　第二十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定期监督、指导和检查学前教育机构的安全、卫生、财务等各项工作。
　　有关部门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时，不得妨碍学前教育机构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不得擅自向学前教育机构收取费用；不得向学前教育机构提出购买指定商品、接受有偿服务等不正当要求。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未经许可设立、变更、终止幼儿园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对单位可处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可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托儿所以及其他学前教育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不进行备案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对单位可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可处以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二、三款，以及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整改；拒不整改的，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造成损害、损失的，依法追究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虐待、歧视、侮辱、恐吓、体罚和变相体罚学龄前儿童的；
　　（二）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制做教具、玩具的；
　　（三）克扣、挪用学龄前儿童伙食费的；
　　（四）违反有关规定收费的。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三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设定的处罚幅度范围内，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情节、危害程度，制定实施处罚的具体标准。

　　第三十四条 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学前教育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或者不依法履行职责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5年11月1日起施行。




　　　　　　　　　　　　论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正当性基础的应然选择
　　　　　　　　　　　　　　　　　　　——美国集团诉讼的历史考察与现代启示

　　内容提要: 意思自治与集体主义的冲突自始自终贯穿于集团诉讼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共同利益理论、同意理论以及实体理论则是学界为缓解这一冲突而提出的对策。实体理论既克服了共同利益理论在方法论假定上的缺陷，也可以克服同意理论在事实假定上的不足，是我国构建代表人诉讼制度正当性基础的最佳选择。


作为一种程序机制，集团诉讼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一般认为它源于17世纪英国的息讼状（the Bill of Peace），[1]是司法便捷理念与法学理论共同作用的产物。[2]与之相反，Stephen C．Yeazell教授则把现代集团诉讼的起源整整向前推进了五个世纪。他认为，现代集团诉讼是中世纪英国团体诉讼（group litigation）——由团体中的一人或数人代表整个团体起诉或应诉[3]——传统的一部分，[4]始自1199年的坎特布雷教会法院，大致经历了中世纪（12－15世纪）、近代（16、17世纪）和现代（18世纪至今）三个时期的历史发展，最终成形于1966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第23条。本文循着Yeazell教授的这一思路，考察了集团诉讼从中世纪到现代的演进历程，尤其是法律人为寻求集团诉讼的正当性基础而做出的不懈努力，以期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与启示。

一、集团诉讼的历史考察

（一）中世纪英国的团体诉讼

在中世纪的英国，团体位于社会组织的中心，并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团体是个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个人主要依靠行会、教区以及农村合作社提供生存所需的各种供给（support and assistance）。[5]其次，团体是中央政权实现其统治的有效手段。当时的中央政权仅拥有少量的行政机构，因而不得不依靠组织有序的团体来实现其统治。[6]也就是说，在中世纪的英国，团体是整个社会的基石，团体的普遍存在及其对个人和政治生活的重要意义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英国中世纪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各类团体，也将其触角延伸到了司法领域。自1199年起，英国相继出现了Martin，Rector of Barkayv．Parishioners of Nuthamstead案、Lincoln案以及Exchequer案等案件。[7]在所有这些案件中，涉诉团体的一个或几个成员代表整个团体起诉或应诉，法院根本不关注这一个或几个成员是否有资格代表整个团体实施诉讼行为，而是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案件实体问题方面。这一事实表明，在中世纪的英国，团体作为诉讼主体起诉或应诉的事情是社会的常态，法官并没有把这种团体诉讼视为另类，甚至根本不考虑代表团体起诉的那些人是否是合格的代表人，因为团体的规模及其成员间的内部责任“实际上排除了团体代表损公肥私的可能性。”[8]

与现代的集团诉讼相比，这些发生于英国中世纪的团体诉讼具有不同于现代集团诉讼的几个明显特征。首先，中世纪大多数集团诉讼所涉及到的团体不仅先于诉讼本身而存在，而且这些团体在乡村生活中的基础也非常牢固。与之相反，从事现代集团诉讼的许多团体都是因共同的法律背景（legalcircumstance）而临时联结在一起，不是一个固定的组织。具体说来，现代集团诉讼中的集团往往是因为共同的法律或事实问题而组成的临时联合，在诉讼之前并不存在。其次，中世纪团体诉讼并不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联合起来对抗强大对手的武器，而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是个人生活以现存团体为中心这一社会事实在诉讼领域的体现。与之相反，现代集团诉讼则可以创造出权力，[9]是分散的个体用于对抗给其造成损害的强大企业的手段。再次，法官对团体诉讼的态度也不一样。在中世纪的英国，政府往往把团体而不是个人作为思维的基本单元，这也使得法院法官在看待团体诉讼方面具有类似的思维：中世纪的法官并没有把团体诉讼视为另类，也不认为团体诉讼的存在需要其他特别的理由。而现代集团诉讼则是对个人自治这一普遍法治原则的背离，其维持与存在需要特别的理由。最后，中世纪团体诉讼对团体成员利益的保护并不依赖于为现代集团诉讼所必需的代表的充分性，而是依靠团体成员的内部责任以及团体本身规模的大小。[10]现代集团诉讼则需要通过代表的充分性、拆分集团、法官的监督等措施来保护集团成员的利益，以防止律师和代表原告损害集团成员的利益。

（二）近代的团体诉讼

16、17世纪是团体作用日渐式微的时代。随着农奴向市民身份的转化，封建等级制度随之解体，维护中世纪团体之统一的基础也随之土崩瓦解。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往往根据自利观念组成了临时联合。[11]同时，随着中央政府权力的强化，国家依靠团体来实行有效管理的必要性也进一步降低。[12]

随着团体作用的弱化，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法院，都开始质疑团体诉讼的正当性。首先是当事人开始质疑由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代表整个村庄或教区的做法，然后是法院相继减少了受理集团诉讼的范围和数量。[13]到了17世纪，不仅团体诉讼的数量减少，而且团体诉讼分布的区域也发生了变化，从喧嚣的城市退隐到了僻静的乡村。[14]到17世纪末，能够提起诉讼的团体类型也受到了限制，只有那些被国家授予了法人许可证的自治市和教区才享有无限接近王室法院的权利。在中世纪享有不受约束的诉权的非法人团体，现在仅限于在大法官法院提起诉讼，而在大法官法院所能获得的救济手段十分有限。[15]也就是说，在16、17世纪，原本不受约束的团体诉讼，无论在案件数量、分布地域，还是在团体性质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中世纪意义上的团体诉讼似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除了因为团体作用的弱化而导致团体诉讼广受质疑之外，个人主义的兴起也为团体诉讼的没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个人主义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广泛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来约束的个人或自我，也就是强调个人自治，这与团体诉讼的集体主义观念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个人主义与作为团体诉讼之基础的集体主义的冲突与调和成了集团诉讼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永恒主题。

在团体作用日趋弱化与个人主义观念日益强大的双重背景下，法院开始为非法人团体诉讼的存在寻找正当性依据，而代表人诉讼（representativesuits）概念正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在代表人诉讼中，一个人可以代表许多对诉讼标的享有重大利益的不具名当事人提起诉讼，而判决结果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这一程序设计既保持了一个单一的判决可以约束所有利害关系人这一优势，又避免了对当事人进行强制合并所带来的实际困难，[16]可谓一箭双雕。至此，以团体身份作为联结团体成员之纽带的中世纪团体诉讼，已被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的代表人诉讼所取代，现代集团诉讼的雏形由此形成。但是，基于法律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原因，这种代表人诉讼制度在英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由英国的代表人诉讼发展至现代的集团诉讼，这一过程是由美国来完成的。

（三）现代的集团诉讼

现代的集团诉讼的最终定型得益于美国为复兴代表人诉讼制度所进行的不懈努力，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美国的三次立法改革之中：（1）1848年《纽约菲尔德法典》；（2）1938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3）1966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修改。

美国复兴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最初努力是1848年的《纽约菲尔德法典》。该法典允许大量“具有相同或共同利益的人”提起集团诉讼，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提起集团诉讼所应具备的条件。但是，这一改革并没有引起司法界的积极反应，以至于“十九世纪的美国法院几乎找不到团体诉讼的位置”。[17]

美国复兴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第二次努力是1938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第23条。该规则将改革的重点放在了集团诉讼判决的既判力方面，规定集团诉讼判决对于普通法上的救济和衡平法上的救济都具有约束力，打破了集团诉讼只适用于衡平法救济的传统。除此之外，该规则还根据集团成员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不同，将集团诉讼分为“真正的集团诉讼”、“混合的集团诉讼”和“虚假的集团诉讼”三类，并分别规定了每一类集团诉讼的适用条件。[18]然而，法院的反应仍然十分冷淡，要求改革集团诉讼相关规则的呼声仍不绝于耳。

到了1966年，民事规则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Civil Rules）开始回应这种改革呼声，着手修改《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此次修改，无论从理念还是从制度层面来看，都较复兴代表人诉讼的前两次努力有明显的提高。从理念层面来看，《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此次修改是从功能发挥的角度来判断集团诉讼是否适当的一种尝试，[19]它重点考虑的是集团诉讼的适用效果，而不仅仅是以人数的多寡为标准，从而区别于1938年规则所奉行的“概念主义”（conceptualism）标准。从制度层面来看，此次修改的内容重在保障集团诉讼的被告和被代表人的程序公平，比如代表人诉讼的司法审查、对被代表人的通知以及集团成员的选择退出等等制度设计，无不围绕这一目的而展开。总体说来《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此次修改，在承认和规制集团诉讼的“区分主义特征”（particularistfeatures）与珍视集团诉讼的集体主义维度之间取得了合理的平衡。[20]从修改的实际效果来看，此次修改得到了联邦法院的积极响应：在此次修改之后的十年之内，美国联邦法院每年将受理3000多件集团诉讼案件，占整个联邦民事案件的2．7%。[21]

二、法律人对集团诉讼正当性基础的探求

从集团诉讼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个体自治（individual autonomy）与集团诉讼的集体主义特征之间的冲突与调和一直贯穿着集团诉讼历史发展过程的始终，为背离个体自治这一法律传统的团体诉讼寻找正当性基础就成为了法律人孜孜以求的永恒课题。

在个人主义尚未兴起的中世纪英国，集团诉讼的正当性尚未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因为团体的存在这一社会事实本身便足以为团体诉讼的存在提供了正当性说明，这也正是当时的领主法院（manorialcourts）“对代表问题以及团体特征漠不关心”的原因所在。[22]

在16、17世纪的时候，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法律主体被逐渐限制在自然人和法人这两类主体之上，非法人团体所提起的代表人诉讼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为代表人诉讼提供正当性说明，成了当时的法院面临的重大课题。在为非法人团体提起的代表人诉讼寻找正当性基础的过程中，“同意”（consent）和“利益”（interest）这两个概念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自17世纪开始，个人主义开始弥漫于西方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依靠团体来组织社会生活的中世纪实践已经难以为继。曾经为代表人诉讼之存在提供了正当性说明的团体，如今再也无法担当起为代表人诉讼提供正当性说明的重任，为此，法律人不得不另谋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代表原则的个人同意观念便应运而生了。在整个17世纪，且不论被要求的“同意”的程度如何，即使不从案件本身，而是从与这些案件相关的材料来看，以同意为基础的代表原则的存在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23]

然而，以当事人的同意作为代表人诉讼的正当性基础，在实践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正如Lord Eldon所言，“并非所有的成员都能得到确认，更别说联系他们以取得他们的同意了。”[24]职是之故，自1722年Chancey v．May一案始，集团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取代了集团成员的“同意”，成为了集团诉讼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在Chancey v．May一案中，大法官将“同意”（consent）抛在一边，转而以“利益”作为代表的标志。[25]到了18世纪，大法官们态度总是犹疑不定，时而要求组织之间具有利益的共同性，时而则要求更多。直到1805年的Adair v．New River Company案，这一举棋不定的做法才得以终止，“利益”成了代表人诉讼得以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基础。[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