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8日的海南万宁发生“小学校长带学生开房”事件开始，到5月28日广东深圳、湖南郴州和安徽六安三地分别曝出教师涉嫌猥亵小学女生的案件，20天内媒体已报道8起校园内猥亵性侵幼女案，令国人震怒，刺痛了人们的眼球和神经，更引发了当今社会如何强化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反思。

　　据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向媒体透露，该中心曾对2006年至2008年媒体报道的340件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进行统计分析，时至今日却发现，相似案件仍在重复发生。该中心的统计分析显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主要特点有四：一是大多数系熟人作案。在340件案件中熟人作案占68%；二是校园内发生的性侵案值得重视，在340件案件中有50件属此类；三是国家公职人员性侵危害严重。比如2007年至2008年发生的贵州习水县多名公职人员嫖宿幼女案，涉及强奸、强迫卖淫的有政府官员、司法干部、教师等公职人员；四是不满14周岁的被性侵幼女为大多数，占总数的63.8%，年龄最小的只有1岁（参见《法制日报》记者张媛在该报2013年6月1日“人大立法”版上的采访报道）。这表明，在我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早已有过发生，并非今天才有，只是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警觉、未发展到今天的严重程度罢了。应当认为，现在是应当引起严重关注、并应当采取最为严厉的惩防措施的时候了。

　　根据近些年我国发生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分析，尤其是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统计分析中关于该类犯罪特点的归纳揭露，全国上下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切实采取紧急措施。强化防范力度，坚持惩防并举，全力遏制此类犯罪现象的蔓延趋势。在笔者看来，以下两个方面的惩防措施应当尽快推进：

　　一、废除嫖宿幼女罪，单设奸淫幼女罪

　　针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侵害对象大多是未满14周岁的幼女这一特殊现象，必须首先从立法上进行反思和研究，方能从根本上寻找遏制途径。笔者十分赞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的观点，应当尽快废止嫖宿幼女罪，单设奸淫幼女罪。这是因为，嫖宿幼女罪原本就缺乏保护未成年女性的功能，事实证明该罪的设置反生消极作用。一是，嫖宿幼女罪作为嫖宿不满14周岁幼女的犯罪行为，是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漂娼的决定》第5条第2款的规定吸收改为刑法规定的，且将此罪置入社会管理范畴，这种刑法上的安排本身就是欠妥的。未成年人是国家的重点保护对象，而幼女又是未成年人中更加重点保护的对象，怎么可以将此种性侵犯罪纳入社会管理而不纳入公民人身权利保护范畴呢？二是，嫖宿幼女罪本身就有一种理解上的消极误导作用——用金钱开道什么事都可以干，甚至连幼女都可以睡，于是就有了“买处”、“破处”的不法分子将罪恶之手伸向了最弱势群体的幼女。甚至发生了小学校长肆无忌惮的带数名小学女生开房事件。三是，嫖宿幼女罪弱化了整个社会对幼女性侵害后果的认识，助长了此类犯罪现象的蔓延，从贵州的习水事件到海南万宁的小学校长开房事件，不得不认为这是设置嫖宿幼女罪带出的严重社会后果。

　　奸淫幼女罪，原属于我国“79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和“97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条文规定均表述为：“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刑法理论界对该种犯罪的通说认为，由于幼女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缺乏辨别和反抗的能力，因此，一般说来，不论行为人采取什么手段，也不论被害人是否同意或是否抗拒，只要与幼女发生了性行为，就构成犯罪。而且，考虑到幼女的生理特点，只要行为人的生殖器与幼女的生殖器官接触，即视为强奸既遂，这体现了国家对幼女的特殊保护，（周道莺、张军主编《刑法罪名精释》[第三版]）。笔者之所以主张废除嫖宿幼女罪而单设奸淫幼女罪取而代之，并直接纳入公民人身权利保护范畴，理由如下：首先，奸淫幼女罪与强奸罪在犯罪构成上具有很大的区别，因而奸淫幼女罪不能归入强奸罪，应当独立成罪。一方面，强奸罪侵害的主体是十四周岁以上接近成年的妇女和成年妇女，而奸淫幼女罪侵害的主体是十四周岁以下的幼女。另方面，成年妇女具有辨别能力和反抗能力，但幼女不具有这些能力，将其纳入强奸罪处理既有违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又不利于对幼女的特别保护。再方面，既然幼女与成年妇女之间缺乏可比性，则当然不宜以同一罪名处罚犯罪行为人，也不利于对以“买处”、“破处”等嫖宿之名奸淫幼女等犯罪行为施以从重打击，更不利于对幼女实行特别保护的政策。其次，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罪有很多相似之处，后者具有取代前者的成熟条件。一方面，奸淫幼女罪体现为对公民人身权利之保护，而嫖宿幼女罪的本质特征是与幼女发生性行为，当然构成对幼女人生权利的侵犯，二者具有替代性。另方面，奸淫幼女罪不因被害幼女接受财物的影响，也不因幼女是否同意发生性行为的影响，而嫖宿幼女罪的客观表现完全体现了奸淫幼女罪的表现方式。正如佟丽华所言：“金钱交易并不影响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因此，后者对前者完全具有吸收性和容纳性。再方面，将嫖宿幼女罪归入奸淫幼女罪，不但完全符合奸淫幼女罪的构成要件，而且免除了一些不必要的情节纠缠。比如，凡明知被害人系某校的小学女生，完全可以认定为“明知”其为幼女，因为按现今的小学六年制，小学阶段的女生除极个别外不可能是十四周岁以上的学生。又比如，凡教师与小学女生发生性关系，完全可以推定行为人“明知”是幼女，因为行为人本身存在较多“明知”的条件和经验。从而有利于惩罚犯罪分子，有效保护幼女的身心健康。

　　二、始终保持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从严打击的高压态势

　　据媒体报道，5月8日海南省万宁市后郎小学6名就读小学6年级的女生集体失踪。经警方侦查，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陈在鹏和房管局职员冯小松分别带4名女生和2名女生到酒店开房。经医院检查，6名女生下体受到不同程度伤害。该案经媒体报露后，引起社会高度关注。5月10日，警方对陈、冯二人刑事拘留。5月24日，万宁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以猥亵儿童罪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5月28日，万宁市检察院以陈、冯二人涉嫌犯强奸罪向万宁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该院已于当日立案受理（参见2013年6月10日《法制日报》“视点栏目”的新闻追踪）。司法机关的举动令人欣慰。据最新报道，6月20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不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陈在鹏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冯小松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均受到国法的严惩。

　　陈在鹏、冯小松制造的“万宁性侵幼女事件”，从司法机关目前的走势看，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法院立案受理均定性为强奸犯罪，结果法院经过审理最终以强奸罪追究责任，表明公安机关认定的猥亵儿童罪被否定，而且更是对《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第二款的嫖宿幼女罪之否定。客观现实已经表明，嫖宿幼女罪已无存在之必要，因为该种犯罪针对的是既无辨别能力又无反抗能力的幼女，即使表面现象的金钱交易，同样无法改变与幼女发生性行为的犯罪性质。如果要强调始终保持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从严打击的高压态势，立法废除嫖宿幼女罪为首要条件，否则将无力遏制性侵幼女犯罪的蔓延。

　　保持从重打击的高压态势，源自于1983年开始的全国性“严打”斗争的号召，其法律根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当时的要求，对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对这些人，司法机关突出七类严重刑事犯罪（七类即指杀人、抢劫、强奸、爆炸、投毒等七种重大刑事犯罪）予以重点打击，奸淫幼女罪作为强奸类型列入其中。时至今时，地方各省市的“五长会议”在研究部署重大专项打击活动时，仍要求“保持从重打击的高压态势”。根据目前全国各地连续发生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性侵幼女犯罪，从中央到地方完全可以重点部署、适时开展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活动之专项斗争，这不但很有必要，而且可以由此形成威慑机制，并深入各行各业，必将有效遏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蔓延。

　　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通过司法解释统一从重处罚的量刑标准，减少盲目性，严把案件质量。《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判处”。这就是司法机关量刑应掌握的标准。这里所讲的“犯罪事实”，是指犯罪构成要件的全部事实，包括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要件，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要件。“犯罪的性质”，即指什么性质的犯罪，确定怎么样的罪名，这其中准确确定罪名很重要，必须严格掌握。“犯罪情节”是指实施犯罪的具体情况，包括法定情节（即刑法规定的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也包括酌定情节，如犯罪动机、犯罪时机、环境和条件、犯罪人的一贯表现、认罪态度等（参见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1年4月第5版，第67页）。这其中，尤其要注重对性侵犯罪的“从重处罚”的研究，因为这直接涉及对该类犯罪能否“从重打击”的效果。在笔者看来，从犯罪主体看，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犯罪的从重；教师奸淫未成年学生尤其是奸淫幼女的从重；利用抚养关系、亲戚关系、代管关系作案的从重。从犯罪手段上，暴力和暴力威逼、打骂施行犯罪的从重；先奸后卖、奸后强迫卖淫的从重，并应实行数罪并罚；多次作案，恶习较深、态度顽固的从重。对此类中极端恶劣者，笔者同意佟丽华的观点，可以立法引入类似化学阉割的域外制度，彻底摧毁作案人的犯罪意志。

　　除此之外，重教育、抓管控，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防范工作十分重要。性犯罪属丑恶型犯罪，直接挑战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的底线。防范和惩治此类犯罪，应当德法兼施、惩防并举，动员和调动家庭、学校、教育、治安、纪监等职能部门的参与积极性，并加大硬件建设的投入，广施电子跟踪和视频监控，发动自愿者介入，组织夜间巡逻，加强重点场所的管控，消灭死角地带。如此，必将有助于遏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之蔓延。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
　　　　　　　　　　　　　论不动产权利人之作为义务
　　　　　　　　　　　　　　　　美国《侵权法第三次重述》新动向之启示

　　　　　　　　　　　　　杨垠红 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不动产权利人；作为义务；进入者；美国法
　　内容提要: 在我国，涉及不动产权利人不作为引起的侵权案件主要有三类。第一类为公共场所或群众性活动场所中发生不作为侵权纠纷，对此可依《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予以处理。第二类和第三类涉及在私人场所引发的对合法进入者或非法进入者的不作为侵权纠纷，我国立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争议颇大。我国可借鉴美国《侵权法第三次重述》之新规定，即对所有进入者均采用合理注意义务标准，仅将罪恶昭彰的不法侵入者排除在外，要求私人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对除极为恶劣的不法侵入者外的所有进入者负有合理限度的危险防范义务。


不动产权利人是指占有或管理不动产、对不动产享有一定控制或支配权利的人，包括公共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私人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作为义务是指行为人负有的以其积极行为防免危险、维护他人合法权益的义务，即行为人有义务积极从事某些行为、采取某些积极措施防范危险，避免他人遭受不合理的损害或防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不动产权利人作为义务的课加可以视为对私权加以适度限制的方式之一，即通过在权利观念中植入义务内容来限制权利。（注：有关私权适度限制的问题，可具体参见董学立: 《民法基本原则研究———在民法理念与民法规范之间》，载《政法论丛》，2011 年第6 期。）在我国实践中，因不动产权利人不作为而导致他人受损的纠纷并不少见。例如，客人在他人饭店或者宾馆享受服务时，因踩到饭店或者宾馆地板上的香蕉皮而滑倒，饭店或宾馆是否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客人受邀请到朋友家里一聚，坐在朋友家中破旧的椅子上摔伤，客人可否要求朋友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当一个小偷进入他人屋中盗窃财物时，因他人摇摇欲坠的电灯掉落而遭受损害的，小偷要求房屋主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的主张可否获得法院的支持?我国学术理论与司法实践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一、我国关于不动产权利人的作为义务之争议
在我国，涉及不动产权利人不作为引起的侵权案件，一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消费者或其他社会活动者在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或者群众性活动的场所享受服务时，因为上述不动产权利人在控制其物件或环境方面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引致损害，消费者或其他社会活动者要求上述不动产权利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案件。第二类，合法进入者在私人场所活动时，私人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的物件或环境致使合法进入者遭受损害时，受害人要求私人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案件。第三类，行为人未经不动产权利人的同意擅自进入他人场所，因场所里人为或自然的状况而遭受损害，受害人要求此不动产权利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案件。
第一类案件较易解决，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37 条的规定，即“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上述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没有尽到积极的注意义务，未保障相关当事人的人身或财产安全的，应当对受害人因此遭受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这一类案件我国现有立法已作出相关的规定，可以依法予以处理。
对于第二类案件，我国却没有相应的明确规定予以调整，然而这些人之间相互交往、发生互动关系是最频繁的，由于没有可参照的法律加以规制，使得实践中大量的纠纷难以获得合理地解决。立法者、学者对于是否应在立法上确立私人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的作为义务之争议，集中体现在浓缩作为义务之实质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否应扩大到私人场所之争议上。有的认为，应该将该义务扩大到私人场所。有的提出，随着社会交往方式和人们观念的变化，涉及私人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的纠纷会越来越多，对此应予以规范，使法官有法可依，也可引导私人场所的主人尽到相关注意义务。有的则主张，从现阶段我国国情看，私人场所暂时不应列入。[1]63
我国法律亦未对第三类案件作出明文的规定，实践中对此争议颇大。有的法官认为，非法进入者的行为本身是对他人财产权益的侵犯，因此非法进入者在他人的私人场所中所遭受的损失不应给予赔偿，否则将有悖于社会公德、善良风俗，甚至是不利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有的法官认为，即使是非法入侵者，其自身人身权、财产权也应受到保护。
不动产权利人不作为引发的侵权纠纷是世界各国几乎都存在的一个常见问题。早期美国法对此采身份区分的原则予以处理，然现今美国《侵权法第三次重述：有形损害与精神损害编》（Re-statement of the Law，Third，Torts：Liability for Physical and Emotional Harm，以下简称《侵权法第三次重述》）的第七章“作为义务”（Affirmative Duties）和第九章“土地占有人的义务”（Duty of Land Possessors）对此作出了重大的突破，其发展之新动向可为我国解决此等难题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美国法上不动产权利人的作为义务之阐释
不动产权利人之作为义务在美国法上体现为土地占有人之作为义务。（注：根据美国《侵权法第三次重述》的规定，其所指的土地占有人应作广义的理解，包括占据土地并加以控制的人；在没有符合上述条件的土地占有人时，有权直接占据和控制土地者为土地占有人；在没有符合上述两项条件的土地占有人的情形下，已经占据并控制着土地者为土地占有人。See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statement of the law，Third，Torts: Liability for physical and emotional harm． Chapter 9 ( Duty of Land Possessors) ( Forthcoming), §49．）传统普通法采用身份区分的方法来确定土地占有人的作为义务，但由于这一方法存在缺陷，所以美国法对此进行了改革，取消了传统的三分法，而对除罪恶昭彰的非法入侵者（flagrant trespassers）外的其他所有进入土地者采用统一的合理注意义务标准。（注：在这里，“罪恶昭彰的”是指极为邪恶的或极为残忍的(egregious or atrocious) ，而不是显眼(conspicuous) 之意。参见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Restatement of the law，Third，Torts: Liability for physical and emotional harm．Chapter 9 (Duty of Land Possessors) ( Forthcoming). § 52，Comment a．）
（一）传统以身份区分为基础的义务规则（status-based duties）
传统普通法确立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则来规范土地占有人对处于其土地上的他人所承担的注意义务。决定这些规则适用的重要因素是土地上受害人的身份，即受害人是不法侵入者（trespassers）、或是被许可进入者（licensees）抑或应邀来访者（invitees）。不法侵入者指没有权利（包括未经法律授权或未得到土地占有人的授权）而进入该土地的人。许可进入者指获得土地占有人的同意、或依据某种特权而进入该土地的人，其从事的活动不具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应邀来访者包括公共受邀人（public visitor）和商业受邀人（business visitor）。前者是指，作为公众的一员，为了实现土地向公众开放的目的，而受邀进入或停留在该土地之上的人。后者是指，为了实现与土地占有人的商业交易有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目的，进入或停留在该土地上的人。（注：See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Restatement of the Law，Second，Torts．American Law Institute Publishers，1965．§ 332．）
根据这一分类，土地占有人对不法侵入者一般不承担责任，只在特殊情况下，即当不法侵入者是未成年人、知悉的侵入者、救助者或在该土地上经常有不法侵入者时，土地占有人才可能承担注意义务。在美国有些州的法院一般不要求土地占有人对不法侵入者承担合理的注意义务，而只是要求土地占有人不能“不合理地、恣意地或草率地行事”。即使在该土地上经常有不法侵入者的情形下，法院亦只要求土地占有人尽到向不法侵入者提醒潜在危险存在的义务。
然而对于未成年人，法院通常会要求土地占有人承担更高标准的注意义务。如美国《侵权法第二次重述》第 339 条所做的规定，土地占有人应对其土地上存在的人为状况给不法侵入土地的未成年人所造成的人身损害承担责任，如果：（1）土地占有人知道或有理由知道，未成年人可能会被其土地上存在的某种状况所吸引而进入该土地；且（2）土地占有人知道或有理由知道，此等状况存在着可能导致不法侵入的未成年人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的不合理的危险；且（3）该不法侵入的未成年人因年幼无知，没有发现土地上的此等状况，或没有意识到此等状况的潜在危险；且（4）对于该不法侵入的未成年人可能遭受的危险来说，土地占有人维持此等状况所产生的利益或为消除危险所付出的代价是轻微的；且（5）土地占有人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以消除危险或以其他方式保护未成年人。但如果土地上存在的是自然状况，而非人为状况，则多数法院会认为土地占有人对不法侵入的儿童不负侵权责任。该规定被Banker v．McLaughlin 一案援引。
许可进入者多半是社交客人，但不以此为限，他还可以是为了自身利益而进入土地的人（如推销员、游说者）。美国《侵权法第二次重述》第 342条规定了土地占有人在下述情况下应当承担许可进入者因土地上的危险而遭受人身伤害的侵权责任：（1）土地占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危险的存在，认识到该危险有可能对许可进入者造成不合理伤害，并且认为许可进入者不会发现和认识到该危险的存在；（2）土地占有人没有尽到使危险状况变得安全的合理注意，或没有对许可进入者作出该危险状况存在的警告；（3）许可进入者不知道或有理由不知道该危险的存在。
通常认为，土地占有人对应邀来访者负有比对不法侵入者、许可进入者更高程度的注意义务。美国《侵权法第二次重述》第 343 条对此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土地占有人在下述情况下应当承担应邀来访者因土地上的危险而遭受人身伤害的责任：（1）土地占有人知道或尽合理注意就能够发现该危险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该危险有可能对应邀来访者造成不合理伤害；（2）土地占有人认为应邀来访者不会发现和认识到危险的存在，或者认为应邀来访者不能保护自己的安全；（3）土地占有人没有尽到保护应邀来访者人身安全的合理注意。可见，土地占有人不但有义务警告应邀来访者存在某种危险状况，而且还有义务检查土地上潜在的危险状况。土地占有人对占有土地之前该土地上存在的建造和设计上的缺陷，亦可能要承担责任。应邀来访者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从事活动，超出范围则可能失去应邀来访者的身份，成为不法侵入者或许可进入者，此时，土地占有人的注意义务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二）身份区分为基础的义务规则之变革
在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美国法院都认为土地占有人对受害人所承担的义务是有别的，土地占有人对不法侵入者承担的义务极小，对被许可者则比对不法侵入者承担更多的保护义务，而对应邀来访者则承担最大限度的保护义务。但是自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有些州已经全部或者部分地废除了对处于他人土地之上的人所作的分类。
Rowland v．Christian 一案是此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案例。该案法院判决指出：虽然原告的身份问题（不法侵入者、许可进入者或应邀来访者）与被告的责任有一定的关系，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每一个案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确定被告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而普通法有关土地占有人的侵权责任规则有悖于侵权行为法的一项根本原则，那就是每个人都应对因为自己的疏忽而导致的损害负责。而且法院还认为，根据原告的身份分类来确定土地占有人的责任不能够反映过失侵权案件中一些确定责任的决定性因素，如损害的可预见性、原告遭受损害的确定性、避免损害的可行性、被告行为的恶劣性质、预防事故的有效性以及获取保险的可能性等。该案多数法官的意见认为：确定土地占有人侵权责任的标准应当是，鉴于他人在其土地上受到损害的可能性，土地占有人在管理其土地时，其行为是否符合一个合理人在相同情况下的行为标准。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促使其他州将土地占有人的义务对象扩张到所有进入土地者。[2]
一些法院很快地遵循了 Rowland 判例，Rowland 趋势在 19 世纪 70 年代比较强劲，到 80 年代有所减弱，然又在 90 年代末再度兴起。爱荷华州最高法院在 Koenig v． Koenig 一案做出判决，对应邀来访者与许可进入者采用统一的合理注意义务标准。随后，大多数州开始修改本州关于土地占有人负有的以身份区分为基础的义务规则。[3]
《侵权法第三次重述》则反映了 Rowland 案的动向，对所有进入者均采用合理注意义务标准，仅将罪恶昭彰的不法侵入者排除在外。详述如下：土地占有人应就自己行为引发的危险、或者其土地上人为状况（artificial conditions）引发的危险、或者其土地上可自然状况（natural conditions）引发的危险、或者在可适用《侵权法第三次重述》第七章所规定的作为义务之情形下的其他危险，对其土地上的进入者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
土地占有人基于土地上的人不同的身份而承担不同的作为义务，有其历史原因。在以身份区分为基础的义务规则得以发展之时，不存在一般性的注意义务，义务是根据关系或特定的活动来确定的。因此，这一规则与当时的过失侵权法相吻合。但是随着合理注意的一般义务（《侵权法第三次重述》第 7 条规定了该义务）之确立，这一规则便与现代侵权法制度极不协调。此外，传统以身份区分为基础的原则对身份的区分模糊，导致有些案件的结果出现不公平；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适用于被许可进入者和不法侵入者的原则外发展出了一些例外，其适用结果与对所有进入者适用统一注意义务标准的结果相似；且土地所有人本应为应邀来访者的利益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故要求其对非法入侵者也尽到合理的注意并不会给土地占有人课加额外的负担。籍此，《侵权法第三次重述》摒弃了传统的做法，对土地进入者采统一的合理注意义务标准（a unitary duty of reasonable care to entrants on the land）。新规则要求土地占有人以合理的注意去检查、发现危险的状况，对土地上应当知道或者可合理知道的状况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土地占有人对罪恶昭彰的不法侵入者仅负有一项义务，即不以故意、非法或恣意的方式之行为（act in an intentional，willful，or wanton manner）造成不法侵入者的有形损害。但罪恶昭彰的不法侵入者陷入危险且无助或不能保护自己的，土地占有人对该不法侵入者亦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

三、以美国法变革为鉴构建我国法上不动产权利人之作为义务
美国法的新趋向体现了对侵权法体系一致性之维护，彰显了法律对受害人平等保护之价值取向，昭示了法律对人之生命与健康的日益重视，凸显了法律的人文精神，有其值得借鉴之处。笔者在汲取美国法可取之处的基础上，就上文提及的两类争议颇大的侵权纠纷案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立法体系与司法实践加以具体阐析。
（一）对第二类案件的评析
就上文提到的第二类案件而言，反对者的理由在于：一是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具有较高的责任承担能力，而私人的责任承担能力较弱；二是经营者和消费者有强弱之分，而私人之间具有平等性；三是公共场所是营利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而私人场所一般进行的都是私人性质的活动；四是如果私人负有过多的义务，对现阶段的私人交往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有的人提出，规定安全保障义务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人们在公共场所的安全感，提高公共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根据我国目前的现状，不应该将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扩大到私人领域，否则可能会限制私人之间的交往。国外的规定大都扩展到私人场所，但是我们完全照搬不太合适。[1]631
此等观点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笔者更赞成将作为义务拓展到私人场所。个中理由详述如下：其一，反对者认为公共场所管理人有较高的责任承担能力，而私人责任承担能力较弱，所以不宜课加义务。其实，责任承担能力的大小之别并不是决定是否课加义务的因素。我们不能因为小客栈的责任承担能力较高级宾馆的责任承担能力弱而不向其课加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课加责任的依据在于行为人是否开启或维持了一种危险源，作为私人场所占有人，当他们邀请或许可他人进入，或将其场所向一些公众开放时，他们作为危险的开启或维持者应负有保障他人人身或财产安全的作为义务。当然，向私人场所占有人所课加的义务也仅是与私人能力相适应的合理限度内的作为义务，而非与普通经营者相同的义务。
其二，反对者主张经营者和消费者存在强弱之别，而私人之间具有平等性，不宜课加义务。笔者认为，正是因为私人之间的平等性，方有必要课加这一义务。每个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是同等重要的，在某些时候，社会成员之一可能作为客人被邀请或被许可进入他人的私人场所，而在某些时候，他可能作为私人场所主人邀请或许可他人进入其场所，所以当他对所邀请或许可的人尽到保障其人身、财产安全义务时，他可以合理期待当他作为客人时，其他社会成员也会对他尽到合理的积极注意义务。故而，该义务的课加是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实现了权益的相互保障，有利于营造一个平等、和谐、安定的交往环境。
其三，反对者认为，公共场所是营利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而私人场所一般进行的都是私人性质的活动，所以不向私人场所占有人课加义务。实际上，不论营利性质的场所还是非营利性质的私人场所，都可能存在因场所的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导致他人损害的风险。对于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而言，他们均控制、管理着这些场所，相较于其他人，能更好地预见到其场所上可能发生的危险，能更好、更便利地采取措施防范危险的发生。由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承担作为义务，符合课加这一义务的危险控制理论，即“谁能够控制、减少危险，谁承担责任”的原则。
其四，我国的传统观点认为，受邀者多为无偿或者仅是支付少量的钱物而来到私人场所，私人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的行为是一种友好的、慷慨的或礼尚往来的行为，当合法进入者在此等场所遭受损害时，倘若要求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承担责任，不尽情理，还可能影响人们之间互动友好的往来。但从实质上说，合法进入者基于邀请或许可，与私人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之间建立起了特殊的紧密关系。合法进入者来到该场所，表明他们对私人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所选定场所安全的信任，合法进入者食用私人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安排的饭菜，表明他们对此等主体所制作或选购食品安全的放心，合法进入者对邀请或许可的接受中蕴涵着对私人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保障该场所内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信赖，因此私人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违反了合理的作为义务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否则，让合法进入者提心吊胆、自带工具、自我防范地进入他人场所，一则不利节约社会成本，二则反而有害于私人之间的友好交往。
综上所述，我国可吸纳域外法（包括美国法）中不区分公共场所与私人场所的做法，私人场所占有人或管理人对进入场所者亦应负有合理的积极注意义务，否则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二）对第三类案件的评析
就上文所述的第三类案件而言，笔者认为，作为一般的未经邀请或许可进入他人场所者，其无意图给不动产权利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只偶入或误入，便剥夺对其人身、财产保护的合理注意的要求，对此等人而言是显失公平的。而且不动产权利人所尽到的义务仅是合理的积极注意，以合理范围为限度，并不会给义务人课加过多的负担，相较于采取保护措施的成本而言，未对不动产权利人造成严重危险者的人身、财产合法利益更值得予以保护。此外，虽然受害人的身份问题（是非法进入者还是合法进入者）与不动产权利人的责任之间有一定的关联，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每一案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确定不动产权利人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而对身份加以区分的侵权责任规则有悖于现代侵权行为法的基本原则，即通常情形下，每个人均应当对因为自己的过错而导致的损害承担责任。尤其是在我国，《侵权责任法》已确立了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即第 2条。该条统率第 6 条（过错与过错推定责任）和第 7 条（无过错责任）规定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4]对于过失，我国通说采客观标准，即法律、法规等规范所确立的注意义务和一个合理的谨慎的人所应当具有的注意义务标准。[5]这一标准具有普适性，不因为相对人是否有权限进入某一场所而有所区别。于此立法体系下，对不动产权利人采区别身份制的义务标准，显与整个立法体系不相容。但基于未成年人群体的特殊性以及立法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之考虑，不动产权利人应对未成年人尽到更高程度的注意义务，这亦是合理注意义务本身所包含内容之一。对于非法进入者自身的过失，在损害赔偿额上我们可以运用过失相抵的原则，相应减少其赔偿数额，从而实现双方利益的平衡。另外，所谓的身份区分，其实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准确地界定标准，身份之间的模糊性与易变性可能导致司法审判不一致，甚至是混乱。综之，可以借鉴美国法新近关于土地占有人的义务的做法，即土地占有人对除了极为恶劣的非法侵入者外的其他进入者均负有合理的积极注意义务，以此作为判案的参考，从而缓解我国法院处理类似问题所面临的困境。
试举实践一例予以阐释。2003 年 10 月 5日，浙江省永康市 3 名未满 10 岁的孩子小秀、小俊和小可相约一起玩耍。他们来到了小俊的大伯应某家门口，3 个小孩将大门的木梢拔掉，进入了应某家，在院子里的水井边嬉戏。小俊与小秀爬入井中，却因井壁的石块、泥土坍塌被埋于井底致死。事故发生后，小俊的大伯意识到水井的危险，便填埋了水井。小秀父母则诉请法院要求小俊的大伯承担赔偿责任。[6]
对此案件的处理，法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支持原告方，认为被告因为没有对自己的井采取防范保护措施，导致原告之女死亡，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另一种观点支持被告，认为被告已经锁好门外出，原告是非法进入其土地，其权利不应受到过分保护，而且原告之女死亡与原告没有尽到监护职责相关，所以被告不应承担责任。
根据上文之阐析，笔者认为前一种观点较为合理，结合本案来看，理由有三：第一，被告作为水井的管理人与使用人，应对水井负有妥善管理、防范危险的义务，虽然被告将大门关闭且插上门梢，但这并不足以防止他人入内，并不足以防止进入者落入井中受伤。而且在事后，被告将水井填埋的事实亦表征了被告具有采取相应防范措施的能力。
第二，从之前曾有小孩进入被告家里玩耍并落入井中致损的事实中可推定，被告知道、应当知道其水井对儿童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同时又隐藏着对儿童的极大危险性，因而被告应当对此尽到充分的注意，采取有效的措施（如采用厚重的、小孩不能移动的井盖，在井边围以足够高度的护栏，甚至是填埋等措施）防止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均较弱的未成年人掉入井中。被告未采取有效的措施，未尽到对未成年人的合理注意义务。
第三，虽然原告之女是非法进入被告住宅者，但被告仍应当对其人身安全负有积极注意义务，因为人身权尤其是生命权是至高的，相较于一般财产利益而言，尤值得予以保护。而且被告防范危险发生的代价较轻微，采取有效防范措施的成本较低，非为昂贵不合理。故被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不加防范措施的水井可能给他人人身健康甚至是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却不采取合理的措施，被告应当对因此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