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


中央级农业事业单位试行预算包干若干规定

1980年9月3日，财政部

为了调动农业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把国家、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结合起来，合理组织收入，努力节约经费开支，提高资金使用效果，提高财务管理水平，更好地完成各项事业计划和工作任务，为农业现代化服务，对中央级农业事业单位试行预算包干办法作如下规定：
一、农业各部门（包括农业、农垦、畜牧、林业、农机、水利、水产、气象等）举办的属于国家预算内管理的中央级农业事业单位，均可试行预算包干办法。
二、原来实行全额预算管理的农业事业单位试行预算包干后，可以改按“支出包干、节余留用”的办法管理，即支出按上级核定的年度预算指标包干使用，年终节余全部留归单位支配。
有些单位实行支出预算全额包干有困难的，可以对单位预算中的一项或几项支出实行预算包干。不宜包干的专项支出或其他一次性临时支出，不实行预算包干。各项补助社队的资金不得列入预算包干范围。
实行全额预算管理的农业事业单位试行预算包干办法后，利用自有设备，组织一些临时性的收入，可以实行收入留成办法，数额较少的也可全部留给单位，按规定用途使用。收入的计算，应扣除为取得收入而支出的各项直接成本费用。原来规定应上交财政或抵充有关开支的，不计入收入留成范围。各单位的收入留成比例，以及上交收入留归主管部门调剂使用和上交财政的比例，由财政部和主管部门，本着既保护单位干部职工组织收入的积极性，又提倡为国家多作贡献的原则精神，具体商定。农口各部门直属科研单位的收入留成办法，按财政部、国家农委已发的试行办法执行。
三、实行差额预算管理的农业事业单位，试行预算包干后，可改按“定收定支，定额补助或定额上交，增收节支留用，短收超支不补”的办法管理。即按国家规定的收入和支出指标，支大于收的确定一个补助数额，收大于支的确定一个上交数额，超收和节余的资金留归本单位支配，短收和超支不予弥补。
有定额上交任务的农业事业单位，应按规定上交财政，也可留一部分交主管部门作调剂使用，具体办法由财政部和主管部门商定。
四、各单位的预算支出包干数，应当根据事业发展计划、经批准的人员编制及各项开支定额，参照上年执行情况，按照量力而行和尽力而为相结合的原则，予以核定。核定时人员经费和专项业务费要分列，人员经费不能挤占业务费。
各单位的事业发展计划和经费计划要互相衔接，不衔接的要根据核定的预算包干指标修订事业发展计划，使预算包干有依据，工作好坏能考核。
核定的包干预算，应抄送农业银行作为拨款依据。
五、试行预算包干的农业事业单位，凡是对外承担科学试验，电子计算机计算，供应技术资料、技术图纸等项业务，都应当合理作价收费。国家有统一价格的应当执行统一价格；没有统一价格的要根据生产成本，比照同类产品或同行业收费标准合理定价。
实行独立核算的附属单位也应采用收支包干办法。不实行独立核算的附属单位提供的劳务或产品，也应计价，实行内部转帐结算，以利事业单位进行费用指标考核，进一步加强经济核算。
各单位要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努力增收节支，提高资金使用效果，保证各项事业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一切有条件组织收入的单位，都要积极挖掘潜力，从扩大服务项目中，合理地组织收入，以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促进事业的发展。
组织收入要在保证完成年度事业计划、搞好协作、充分利用现有设备条件下进行，要注意防止偏离工作任务和协作任务，单纯追求收入的倾向。
六、试行预算包干办法以后，财政上对各单位的经费支出按银行支出数列入决算。属于包干节余资金归本单位支配；没有完成事业计划而结余的开支，不能算作包干节余，其资金应结转下年度继续专项使用。
七、为了搞好预算包干，各农业事业单位根据上级布置的任务制定出当年事业计划，提出完成计划的要求和措施，年终必须对计划的完成情况进行严格的检查，以考核支出是否真正在完成事业计划前提下有所节余，收入是否合乎政策要求取之合理。农业事业单位对在完成事业计划前提下所得的包干节余和收入留成，要坚持“先存后用”。安排使用的原则应当是大部分用于发展事业，添置仪器、设备、材料和改善工作条件；小部分用于举办集体福利事业和职工奖励。各单位应按照上述原则精神，提出使用计划，报主管部门审批后使用，由主管部门汇总报财政部备查。经审批的使用计划均应抄送农业银行。
对职工的奖励应根据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和增收节支任务完成情况核定。参照行政、文教事业单位的规定，全年奖金总额合计一般不得超过本单位一个月的标准工资总额。单位组织的收入和包干节余合并计算，不得重复发奖。今后国家对事业单位奖金有统一规定后，应严格按统一规定办理。发给职工个人的奖金，要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对贡献大的多奖，贡献小的少奖，没有贡献的不奖。对职工奖金的发放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政策规定，要有具体的考核指标，要经过一定的审批程序，不得因发放奖金而增加国家开支；不得巧立名目，滥发奖金。
八、试行预算包干以后，农业事业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财政制度，遵守国家财经纪律，不得弄虚作假，不得随意增加职工人数、提高开支标准，不得搞计划外工程。
九、试行预算包干的单位，应当健全财务机构，配备适当的财会人员，建立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原始记录，做好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工作，特别是各项经费定额的基础工作，为预算编制和预算包干指标核定提供数据。
十、本规定从一九八0年起执行。中央农业各主管部门，可根据本规定的原则，拟定对直属单位实行预算包干的具体办法，并报财政部备案。


　　对于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俄罗斯联邦制改革中的经验得失,或许能够对理解和解决中国的类似或者相关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王圭宇

　　俄罗斯的联邦制,首先指向一种宪法上所确认的基本制度安排,用以描述作为国家结构形式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主要涉及联邦中央(中央政府)与联邦主体(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权力关系。其次,它还指向一种基本制度安排背后的价值和理念,包括分权、制衡、妥协、交涉与合作,而这些价值和理念又与俄罗斯宪法上的其他制度安排相结合,共同塑造着俄罗斯宪政制度的基本样貌。俄罗斯的联邦制改革,事关联邦中央与联邦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到中央权威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平衡；而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很多难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于其联邦制本身所存在的困境。

　　1917年11月7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人民发动了“十月革命”并取得胜利,由此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18年7月10日,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1918年苏俄宪法。它首次从法律层面上确认了一种特殊形式的联邦制。在这种联邦制下,只有自治州联盟是俄罗斯联邦的主体,其他地区(如边疆区、州、省、专区等)则被视为单一制的组成部分。1918年苏俄宪法确认的联邦制,是俄罗斯“联邦制”的肇端。自此之后,俄罗斯在其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一直都实行联邦制。需要指出的是,苏俄之所以采行联邦制,是为了解决当时的民族问题,是为了应对当时苏俄复杂的政治局面,通过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以抵御外国的干涉和侵犯；这种联邦制是具有过渡性质的“权宜之计”,目的在于建构一个独立、统一和稳定的民族国家。

　　在整个苏联时期,苏联先后颁布并实施了三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它们都确认了由清一色联邦主体(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制。从联邦制运转实践的角度而言,苏联时期联邦制在其改革和变迁的过程中逐步“异化”,呈现出“集权化”特征,并逐渐扮演起单一制的角色。以至于到苏联后期,这种联邦制最终被扭曲为配合当时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手段或工具,仅具有“法律形式”的意义,可谓形同虚设。之所以如此,一则是因为当时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逐步挤压了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制的存活空间；另一方面,当时苏联的主要政治诉求在于建成高度发达而又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引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并没有对于联邦制本身所蕴含和承载的民主价值意蕴予以应有的关切。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独立后的俄罗斯,面临着严重的联邦制危机,地方主义、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严重威胁着这个新生主权国家。在各联邦主体日益高涨的声索“主权”的浪潮中,俄罗斯新一轮的联邦制改革随之拉开了帷幕。为维护和捍卫俄罗斯的独立、统一和稳定,叶利钦开始对联邦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包括采取同联邦主体签署《联邦条约》等在内的一系列应对措施,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政治现实,叶利钦的联邦制改革收效甚微,并且还遗留下来很多弊病和问题。

　　2000年5月7日,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自其上任开始,普京对俄罗斯的联邦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重新塑造了俄罗斯的联邦制模式,并对俄罗斯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宪政建设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2000年5月至2003年4月,普京倡导并进行了第一次联邦制改革。其重点是强化国家垂直权力体系,改革措施包括划分联邦区、改革俄罗斯总统的全权代表制度,成立俄罗斯总统国务委员会,恢复联邦中央对联邦主体的垂直领导等。为了使其改革取得成效,普京还倡导并配套实施了其他一些相应的改革,如改革联邦委员会的组成程序和国家安全会议的组成人员等。2004年9月,以“别斯兰人质事件”为契机,普京启动了第二次联邦制改革。改革措施主要包括改变地方行政长官的产生方式,取消国家杜马选举中的单席位选区制度,对联邦主体进行合并、缩减联邦主体数量等。普京时期的联邦制改革呈现出一种“集权式联邦制”的倾向,但他抓住了俄罗斯所面临的联邦中央与联邦主体之间严重不对称这一根本性问题,可谓切中肯綮。普京时期的联邦制改革,彻底扭转了以往联邦中央向联邦主体迁就、妥协和退让的态势,加强了联邦中央的垂直领导,从而有力地保障了俄罗斯联邦的统一和国家政局的稳定。

　　回溯俄罗斯联邦制改革的历史,自1918年苏俄宪法确认联邦制以来,俄罗斯的联邦制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改革进程。俄罗斯的联邦制改革,遵循一种浓厚的现实主义立场,始终围绕着俄罗斯联邦的国家统一、稳定和发展而展开,这在目前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特定时空背景之下,不仅具有历史合理性,而且具有现实合理性。从社会转型和国家治理的角度而言,俄罗斯目前处在社会转型期,这是一个社会矛盾的突发期、多发期,各种社会矛盾的关联性、聚合性、敏感性不断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包括联邦制在内的各项法制改革,都要反对激进主义,坚定不移地走循序渐进的发展道路。同时,还需要立足本国实际情况,从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现实条件和政治任务出发,在现实主义立场之下逐步推进其政治改革。

　　从比较宪法学的角度而言,中俄两国曾有着相近的历史传统、政治模式和法律文化背景,目前又都处在转型时期。近年来,对于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一直都是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在这种意义上,俄罗斯联邦制改革中的经验得失,或许能够对理解和解决中国的类似或者相关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