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宣告死亡人的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及其在申请程序上是否应有顺序的问题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素杰


一、利害关系人的范围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２５条规定：“申请宣告死亡的利害关系人的顺序是：（1）配偶；（2）父母、子女；（3）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4）其他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申请撤销死亡宣告不受上列顺序限制。”依此规定，被宣告死亡人的利害关系人范围也就确定下来了。对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学界都无异议；但对哪些人和组织可以视为其他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学界对此有不同的认识。例如：失踪人失踪前所在单位能否认定为是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何谓失踪人之利害关系人，台湾学者胡长清认为：“利害关系人，指因失踪人之生死，而有法律上之利害关系者而言。举凡失踪人之配偶、继承人、法定代理人、财产管理人、债权人、受遗赠人及生命保险金受领人等皆属之。” 大陆学者尹田认为：“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为与死亡宣告存有法律上之利害关系的人，包括失踪人的近亲属及受遗赠人、因失踪人之死亡而有权获得人寿保险金的受益人、不动产共有人以及失踪人的债权人、债务人等。但依日本有关判例，不包括需要以死亡宣告之结果为其他诉讼事件作证据之人。” 这两种观点均未谈及失踪人所在单位是否有权申请宣告失踪人死亡。对此也是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宣告死亡为民事制度，与下落不明人无民事权利关系而仅有劳动关系或行政关系的单位或个人，无权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死亡，有关问题应依劳动法、行政法的规定解决。 也有学者认为：“其他有民事权利关系的人也仅指自然人，而不包括法人。” 相反的观点认为，其他有民事权利关系的人主要包括下落不明人的债权人和所在基层组织或单位等。之所以说失踪人所在基层组织或单位是利害关系人，是因为它们与下落不明人之间存在管理关系、工作关系等，与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具有密切关系，也应属于广义上的民事法律关系。 而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实际上否认了失踪人所在单位是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的观点。
1986年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失踪人的工作单位能否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失踪人死亡的批复》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三十三条所指的利害关系人，必须是与被申请宣告死亡的人存在一定的人身关系或者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宣恩县人大常委会为解决减员增补以及停发失踪人聂××的工资等问题，不宜作为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失踪人死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及我国劳动制度的有关规定处理。”依据批复，失踪人失踪前所在单位不能认定为是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按照劳动部制定，于1996年10月1日起试行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或者在抢险救灾中失踪的，其亲属或者企业应当向企业所在地公安部门、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劳动行政部门应当根据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结论认定因工死亡。” 第二十九条规定：“职工因公外出期间因意外事故失踪的，从事故发生的下个月起三个月内，本人工资照发，从第四个月起停发工资，对失踪职工的供养亲属按月发给供养亲属抚恤金。生活有困难的，可以预支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百分之五十。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发给丧葬补助金和其余待遇。当失踪人重新出现并经法院撤销死亡结论的，已领取的工伤待遇应当退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关于退休干部失踪后待遇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也指出：“……对于退休干部失踪后的有关待遇问题，可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关于离休干部失踪后待遇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老干办字〔1992〕第27号）精神，参照原劳动部办公厅《关于退休职工下落不明期间待遇问题的批复》（劳办险字〔1990〕１号）及《关于退休职工下落不明期间应从何时停发退休待遇问题的复函》（劳办发〔1993〕162号）意见处理，即：退休人员失踪，下落不明在６个月以内的，其退休费可照发；超过6个月的，从第7个月起暂时停止享受退休待遇。宣告死亡的，其抚恤金发放标准以停止享受退休待遇时的退休费为基数。”因此，笔者也认为既然相关劳动人事法规也有相应的规定，也就没有必要支持失踪人生前所在单位成为宣告死亡的申请人之一。为防止出现没有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失踪人死亡的情况，学者建议仿效日本和法国立法例在《民法通则》对宣告死亡原有规定的基础增加“没有利害关系人或者虽有利害关系人但不提出申请的，由检察官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失踪人）为死亡人”。
二、申请人的顺序问题
对此问题学界历来有顺序说和无顺序说两种主张。另有学者提出了不同于上述两种主张的新学说：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制度的最大区别，在于宣告失踪制度仅仅带来了失踪人财产管理上的变化，而宣告死亡制度则不仅带来了财产关系的变化，更使特定利害关系人的人身关系发生了变化。前列得以申请宣告死亡的利害关系人中，因被申请人的死亡宣告引起人身关系变化的，主要是被申请人的配偶。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被宣告死亡的人与配偶的婚姻关系，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亡。死亡宣告被人民法院撤销，如果其配偶尚未再婚的，夫妻关系从撤销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复；如果其配偶再婚后又离婚或者再婚后配偶又死亡的，则不得认定夫妻关系自行恢复。以这些规定为前提，不赋予被申请人的配偶以优先序位，就意味着可以由其他人决定被申请人与其配偶之间的夫妻关系的存续，这是明显不妥当的。因此，配偶应有优先序位。至于配偶出于不正当目的的不申请宣告死亡的，构成优先序位的滥用，可由其他利害关系人在举证证明这一情形的前提下，请求人民法院剥夺其优先序位。至于配偶之外的其他人，可以不规定先后顺序。因此一概没有顺序限制，也难谓妥当。
笔者在此也有一个方案：保留最高法院对顺序的规定，但应规定顺序在后的利害关系人可以以顺序在前的利害关系人由于不正当目的不申请宣告死亡为由，要求法院剥夺顺序在前人的优先序位。但是实际上，这种方案是把问题复杂化了。第一，依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利害关系人行使申请权的顺序，有优先性和排他性的特点，似乎失踪人的配偶是其中最大的利害关系人，但对此规定的合理性在学界中有很大的疑问。因此以此为分析，理由很难立足。第二，申请人与失踪人的利害关系孰轻孰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很难区分，说利害关系有轻重之分也只是理论上的模糊认识，无法具体区分。第三，如果说，失踪人的配偶只是因为感情问题，一直未申请宣告失踪人死亡，是否应归为是“不正当目的”是存有疑问的。对此，法律又必须对哪些行为构成“不正当目的”另行规定，无疑是把问题复杂化了。因此笔者认为，顺序说未免太过绝对，不利于保护顺序在后的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有违“禁止权利滥用”的民法基本原则。无顺序说的观点应该比较合理，利于兼顾各方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如转载敬请注明作者）

参考文献：
1参见胡长清著：《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2参见尹田：《论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
3参见刘士国主编：《民法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4参见马俊驹、余延满著：《民法原论》（上），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5参见王海清：《对民法“两宣制度”几个问题的理论探讨》，载《当代法学》1991年第1期。
6参见梁慧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大纲（草案）》，第三章第四节。
7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中宣部 新闻出版署


图书发行体制改革试行办法

1988年4月1日，中宣部、新闻出版署

根据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图书发行工作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放开、搞活，把发行体制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一、加快和深化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以国营书店为主体、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购销形式、少流通环节的格局已初步形成。部分书店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各种书市、展销会的出现，活跃了图书市场。9年期间，全国的图书销售额增长3．5倍，国营书店固定资产增长3倍，国营书店网点增加1倍多，集体、个体售书点从无到有达2万8千处。
但是，建国以来长期形成的过分集中、统得过死、行政干预过多的发行管理体制和经营形式，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基层书店的自主权太少，缺乏活力。图书的产、供、销关系不顺，不少图书特别是学术、科学著作供销脱节的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必须加快和深化图书发行体制改革。
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充分调动全国出版发行工作者的积极性，发展出版发行部门的生
注: 此件原名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产力，多出多发好书。图书是精神产品，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图书又是商品，必须注重经济效益，它的社会效益要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实现。因此，在加快和深化改革过程中，要坚持党的出版方针，坚持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律办事，重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图书的需要，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建立和发展开放式的效率高的充满活力的图书发行体制。当前，要继续完善和发展以国营书店为主体的、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购销形式、少流通环节的新格局，推进“三放一联”。即：放权承包，搞活国营书店；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搞活购销机制；推行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各种出版发行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
二、放权承包，搞活国营书店
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把经营权真正放给国营书店，使之成为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应按照政企分开的要求，给国营书店放权。
省级新华书店应逐步将经营管理权放给市县（区）基层新华书店。各地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也要把企业应有的经营管理权下放给当地书店。国营书店有权按国家规定，自主支配税后留利；有权在劳动人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自主招录、解聘职工；有权选择进货渠道，自主向发货店或出版社购进图书。
市（地）一级书店也要向所属的专业书店、综合门市部放权。要逐步减少管理层次，创造条件按门市部划分独立核算单位。
在放权的基础上，国营书店实行以更好地为读者服务为中心的责权利相结合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已经实行的，要抓好承包的配套、深化、完善、发展。国营书店经营的是精神产品，是微利企业，承包基数要实事求是。应该按国家规定，实行“微利企业上交利润定额包干”或“亏损企业减亏（或补贴）包干”。要发挥竞争机制在承包中的作用，试行招标的办法，择优选定经理。小型门市部、书亭和乡镇书店，可以实行集体经营、租赁经营或试行股份经营。不论采取何种承包形式，都必须以经营图书为主业，不能因开展多种经营而削弱图书的发行。
放权、承包，是发行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但在实施的步骤上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不搞一种模式。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多种探索和试验。总的要求是，使基层国营书店充满活力，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促进出版发行生产力的发展。
三、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
改变单一的封闭式的批发机构，建立多渠道并存的开放式的批发体系，对搞活图书市场起着重要作用。
放开批发渠道，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在若干大城市建立几个开放的、批零兼营的、为各方面服务的批发中心。可以有几条批发渠道：有新华书店的，有出版社的，也有出版社和新华书店联合的。有条件的集体书店，经省一级出版行政机关批准，也可开展批发业务。
各发行所和省级书店要努力办成全方位开放的经营服务型批发企业，充分发挥它在图书流通中的枢纽作用。批发对象，不分国营、集体、个体；批发范围，不分省内省外；批发形式可以多种多样。省级书店主要做好批发储运工作，同时要为基层书店提供信息、培养人才。市（地）、县新华书店为批零兼营单位，应加强对供销社等各种经济成分售书点的批发业务。
多渠道批发业务的开展，加重了出版社储备图书和重印图书的责任。出版社应优先保证各批发机构的订货需要，继续做好自办批发、零售业务。但批发条件（包括批发时间、批发折扣和批发品种）应与发货店一致，保护产地和销地专营批发机构的积极性。
出版社和国营书店，都要积极扶持集体个体书店和书摊书贩的发展，引导他们多销售好书，在货源上尽可能给以保证。
四、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搞活购销机制
长期形成的征订包销，束缚了基层书店扩大进销的积极性，也束缚了出版社的手脚，这是一般图书订数上不去的症结所在。今后，除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课本教材和内部发行图书继续实行包销外，其他图书可实行经销、寄销等多种形式。寄销是推广方向，应该积极试行。同时，还要推行征订包退、试销、期销、发样订货、看样订货等灵活多样的形式。无论推行何种形式，出版社与发货店都要签定经济合同，严格按合同办事。
与放开购销形式相适应，发行折扣也要放开。固定不变的折扣率，不利于搞活购销，扩大图书订数。今后，实行浮动折扣，折扣率由出版社和发行部门双方自行商定。折扣浮动的原则是：出版社要在原定的包销、经销、寄销折扣的基础上，给发行部门多让一些折扣，让出的折扣主要给基层订货店；读者面窄的学术著作的价格，按规定适当放开，可参照成本订价，其发行折扣可稍多于其他图书的发行折扣；出版社对发货店、发货店对订货店可以试行定额销售承包，超额部分给予奖励折扣。总之，应该运用价值规律，搞活图书进销，缓解供需矛盾。
五、大力发展横向联合
横向联合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扩展图书市场的客观要求，对于改变多年形成的条块分割、地区封锁，有着重要意义。
图书发行领域中的横向联合，可以创造多种多样形式。在店与店、社与社、社与店之间，社店与其他企业、事业部门之间，可以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通过投资、参股等办法，联合开办书店、批发中心、图书贸易市场、旧书市场。经批准，也可以组成发行企业集团，在各地建立销售系统。但是，没有取得书刊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不得销售书刊。


目前，有些地方采取行政手段实行各种限制，包括硬性规定本省书店必须承担销售本省版图书的比例，不符合放开、搞活的原则，不利于在竞争中提高图书质量，应该纠正。
六、大中城市要重视发展和办好专业书店
随着人民群众知识水平和生产、工作专业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在知识分子密集的大中城市，现有的综合型书店已不能满足读者对专业图书的需要。实践证明，开办专业书店，能使各类专业图书集中，有利于联系专业读者，有利于对口征订发行，有利于促进有价值的学术专著的出版，还有利于图书发行人员的专业化，提高发行工作的质量。因此，各大中城市在办好综合型书店的同时，要根据当地读者的构成状况、科技文化条件，逐步建立不同门类的、品种齐全、备货充足的专业书店。还要大力发展邮购业务，开办邮购书店，邮费由读者负担。
七、大力加强农村和边疆地区的发行工作
随着改革的深入、“星火计划”的实施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广大农村对科学、技术、文化的要求越来越迫切，特别是大批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青年，急需开发智力。边疆地区的工业和科研基地，知识分子密集，急需各种书刊。少数民族地区也迫切需要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因此，大力加强农村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行工作，是出版发行部门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充分发挥农村供销社售书点作用的同时，各地出版发行部门都要努力使自己的发行渠道伸向农村和偏僻边远地区。县新华书店要集中主要力量做好农村发行工作，在有条件的乡镇下设门市部，并积极扶持集体个体书店、书摊、书贩和代销点。乡镇企业是农村发行的重点之一，要充分满足它们的需要，还要满足农村图书室、文化站、科技站和偏僻边远地区工业、科研基地对图书的需要，做好定向发行，千方百计地方便读者。
农村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图书发行，费用高，困难多。建议各地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给予照顾和支持；并将发行网点建设纳入精神文明建设规划。有些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农村售书点免除营业税和所得税，极大地促进了图书下乡，这种作法值得推广。
八、加强对发行工作的领导和宏观管理
改革发行体制，对各级党委宣传部和出版行政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定要加强领导，加强宏观管理。
各地党委宣传部要推动和支持出版行政机关充分行使管理职能，以改革总揽全局。要协助他们做好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规划和试点工作，及时总结和推广改革经验，帮助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要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刊等舆论手段，宣传发行体制改革的意义和做法，传播图书信息，推荐优秀著作，评介各类书刊，表扬先进的发行单位和发行工作者。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制订和完善出版发行方面的法规和管理措施，会同公安、工商、文化等有关行政部门，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加强对图书市场的管理，坚决依法取缔反动、淫秽的出版物，继续打击非法出版活动。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进一步改革和加强图书、报、刊的进出口工作。为适应省级书店逐步转变管理职能的新情况，要相应建立、健全发行管理职能机构，加强对发行工作的宏观管理。
发行体制改革能否取得成效，发行工作面貌能否改观，取决于是否有一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勇于改革开拓、精通业务的发行队伍。因此，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抓好发行人员的培训，提高发行队伍的素质。要协助办好高等、中专、技工学校中的图书发行专业，继续办好在职人员的培训班。要改善和提高发行人员的政治、经济待遇。出版社和发行单位在专业技术岗位上的发行人员，可以聘任专业技术职务；其他业务人员的职务聘任办法，另行规定。各地不要将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安排到书店。调入书店的职工，必须具备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
为加强发行行业的管理，经批准，可建立地方的以至全国的书刊报发行协会。把发行协会办成民间的、自愿联合的、实行民主管理的群众团体，在认真贯彻党的出版方针、政策，维护行业利益，协调行业内部矛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集体、个体书店和书摊书贩的管理教育工作中，应更多地发挥发行协会的作用。还要采取各种形式，经常对广大发行工作者进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教育和社会主义发行工作方针任务的教育，使他们充分认识发行工作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树立社会主义经营思想和职业道德，遵纪守法，全心全意为广大读者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