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第56号


《广东省无线电管理条例》已由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0年12月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2月1日起施行。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0年12月1日


广东省无线电管理条例

（2010年12月1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2010年12月1日公布 自2011年2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无线电管理，维护空中电波秩序，有效利用无线电频谱资源，保证各种无线电业务的正常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使用无线电频谱资源，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研制、生产、销售、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使用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无线电监测以及相关的管理活动。

军事系统的无线电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无线电管理应当坚持科学管理、保护资源、保障安全、促进发展的原则。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全省无线电事业发展规划,充分利用无线电频谱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全省无线电事业发展规划的实施。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无线电工作的部门（以下统称无线电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无线电管理工作。

其他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有关无线电管理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无线电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宣传无线电知识，引导、鼓励和支持提高无线电频谱资源利用率的新技术新业务的应用，促进无线电频谱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

第二章 无线电频率管理

第七条 省无线电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无线电频率的统一划分和频谱资源规划，以及全省无线电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全省无线电频谱资源规划。

第八条 使用无线电频率，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符合国家无线电频率划分和频谱资源规划、省无线电频谱资源规划；

（二）具有明确的用途和可行的技术方案；

（三）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设施；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 使用无线电频率，应当向地级以上市无线电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但是，中央驻粤、省直属单位使用无线电频率，以及跨地级以上市行政区域使用无线电频率，应当向省无线电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条 无线电主管部门受理无线电频率使用申请后，应当根据国家和省规定的审批权限，在二十日内作出是否指配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作出不予指配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和依据。

第十一条 对用于经营性的无线电频率，可以依法采用招标、拍卖等方式指配。

第十二条 无线电频率申请人应当在获得频率使用权之日起六个月内办理设台（站）使用手续；逾期未办理的，由原指配频率的无线电主管部门收回频率；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办理时间的，申请人应当在限期内向原指配频率的无线电主管部门申请。

第十三条 无线电频率使用期限不得超过十年。在无线电频率使用期限内，使用者终止使用所指配的无线电频率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原指配的无线电主管部门办理注销手续。

第十四条 未经无线电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转让无线电频率使用权，不得扩大频率使用范围或者改变使用用途。

禁止出租或者变相出租无线电频率。

第十五条 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权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无线电频率占用费。

无线电主管部门收取的频率占用费，应当及时上缴财政，不得截留、挪用。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的减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省无线电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可以分配部分公众无线电频率，制定相应的技术规范，并向社会公布。

使用公众无线电频率的，免缴频率占用费，免于申领无线电台执照。

第十七条 已经指配的无线电频率，连续两年未使用的，原指配的无线电主管部门应当予以收回。

第十八条 无线电频率使用期届满，如需继续使用的，应当在届满三十日前，向原指配的无线电主管部门重新提出申请。

变更使用无线电频率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原指配部门提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无线电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九条 因国家修改无线电频率划分，或者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调整或者提前收回已指配的无线电频率，给使用无线电频率的单位或者个人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补偿。

第二十条 因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需要征用已指配的无线电频率的，由指配无线电频率的无线电主管部门的同级人民政府依法征用。被征用的无线电频率使用完毕，应当及时返还。因征用造成直接损失的，依法给予补偿。

第三章 无线电台（站）的设置和使用管理

第二十一条 地级以上市无线电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根据无线电事业发展规划、无线电频谱资源规划编制无线电站址资源规划。无线电站址资源规划应当符合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

第二十二条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权；

（二）符合无线电站址资源规划；

（三）具有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

（四）具有熟悉无线电管理规定、具备相关业务技能和操作资格的人员；

（五）具有科学可行的无线电网络设计和发展规划，符合相关要求的电磁环境；

（六）对其他无线电台（站）不会产生有害干扰；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设置、使用广播电台、雷达等大功率台（站），应当符合电磁辐射防护的有关限值规定，并满足电磁兼容要求。

设置固定大型无线电台（站），其规划布局应当符合资源共享的管理要求。

第二十三条 中央驻粤、省直属单位无线电台（站）的设置，覆盖和服务于两个以上地级以上市行政区域的无线电台（站）的设置，由省无线电主管部门受理和审批。

雷达、导航、卫星地球站、微波站、短波无线电台（站），广播，电视发射台（含差转台），无线寻呼发射台等需要在全省统筹布局的无线电台（站）的设置，由地级市以上无线电主管部门受理，由省无线电主管部门审批。

各地级以上市市属单位覆盖和服务于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无线电台（站）的设置，由地级以上市无线电主管部门受理和审批，报省无线电主管部门备案。

通信范围或者服务区域涉及两个以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涉及境外的无线电台（站）、其他因特殊需要设置的无线电台（站），由省无线电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规定报国家无线电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四条 无线电主管部门受理设置无线电台（站）申请后，应当根据审批权限，在二十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作出不予批准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和依据。

第二十五条 设置、使用临时无线电台（站），应当向当地无线电主管部门申请，经批准后，方可使用。

在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紧急情况时，可以临时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并及时向所在地无线电主管部门报告。紧急情况解除后，应当停止设置、使用该无线电台（站）；需要继续设置、使用的，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六条 船舶、机车、航空器上的制式无线电台(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领取无线电台执照并报无线电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七条 无线电台（站）设置、使用者应当在无线电台（站）建成后三十日内，向原审批部门提交书面申请，领取无线电台执照后，台站方可正式投入使用。无线电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请后七日内审查核发无线电台执照。

禁止伪造、变造、转让、出租或者出借无线电台执照。

第二十八条 无线电台执照中所核定内容需要变更的，应当向核发执照的无线电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后，重新核发无线电台执照。

第二十九条 无线电台（站）的设置、使用者，应当对发射设备和天线进行维护和管理，确保其性能指标符合国家标准和管理规定，避免对其他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

第三十条 禁止使用无线电台（站）发送、接收与其台（站）用途无关的信号；禁止利用无线电接收设备非法截取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或者公共安全，以及单位和个人的信息。

第三十一条 国家规定应当使用呼号的无线电台（站），必须使用无线电主管部门指配的呼号。

省和地级以上市无线电主管部门根据台站审批权限指配呼号。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批准，不得编制、使用无线电台（站）呼号。

第三十二条 无线电台（站）停用或者被撤销的，其设置、使用者应当在停用或者被撤销后三十日内，向核发无线电台执照的无线电主管部门办理注销手续，交回无线电台执照。

无线电台执照被依法吊销的，持照者应当自被吊销之日起三十日内，交回无线电台执照。

无线电台执照注销或者被依法吊销的，无线电台（站）的设置、使用者应当及时拆除无线电台（站）的天线、电缆及其附属设施，并向原审批的无线电主管部门书面报告处理情况。

第四章 无线电发射设备管理

第三十三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未经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型号核准或者未标明其型号核准代码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使用或者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不得擅自改变无线电发射设备的性能和主要技术参数。

第三十四条 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向无线电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核准后，到海关办理相关进口手续。

第三十五条 生产、销售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可能严重影响电磁环境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生产者和销售者应当登记产品的数量、批号以及购买者，并向所在地无线电主管部门备案。

前款规定需要向无线电主管部门备案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目录，由省无线电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六条 研制、生产无线电发射设备，应当采取措施有效抑制电波发射。需要进行实效发射试验的，应当经省无线电主管部门批准。

第五章 无线电安全

第三十七条 工业、科学、医疗设备、电气化运输系统、高压电力线、信息技术设备、机动车（船）点火装置以及其他电器装置产生的无线电波辐射，应当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和国家无线电管理规定，不得危害公民身体健康，不得对无线电业务产生有害干扰。

用于防治无线电电磁辐射污染的设施、设备应当保持正常运行，不得擅自拆除或者停止使用。

第三十八条 建设产生无线电波辐射的工程设施，可能对无线电台（站）造成有害干扰的，其选址定点应当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无线电主管部门协商确定。

因工程建设需要搬迁无线电台（站）的，建设单位应当对因此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第三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划定电磁环境保护区域。任何设备对电磁环境保护区域内需要特殊保护的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的，应当立即停止使用。

第四十条 依法设置的无线电台（站）受到其他无线电有害干扰时，可以向所在地无线电主管部门投诉。无线电主管部门应当在受理后二十日内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人。

第四十一条 因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省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发布无线电管制命令，实行无线电管制。

决定实施无线电管制的，应当在开始实施无线电管制十日前发布无线电管制命令，明确无线电管制的区域、对象、起止时间、频率范围以及其他有关要求。但是，紧急情况下需要立即实施无线电管制的除外。

无线电管制命令由无线电主管部门会同相关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在管制区域内任何使用无线电发射设备和辐射无线电波设备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管制规定，不得拖延或者拒绝执行。

第四十二条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建立电磁空间环境保障应急机制和城市应急指挥无线电通信网络。

政府投资建设的无线电网络和地铁、机场、港口、核电站等重要区域建设的无线电指挥调度网，应当与当地人民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网络实现互联互通。

第六章 无线电监测和监督检查

第四十三条 各级无线电监测机构应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下列工作：

（一）监测无线电台（站）的操作情况；

（二）查找无线电干扰源和未经批准使用的无线电台（站）；

（三）测定无线电设备的主要技术指标；

（四）检测非无线电设备的无线电波辐射；

（五）进行电磁环境测试、分析，为无线电主管部门进行频谱规划、频率指配和审批无线电台（站）提供技术依据；

（六）无线电主管部门委托的其他事项。

除前款规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无线电波监测。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线电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职责，对使用无线电频率，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研制、生产、进口、销售和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以及使用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相应的监督检查工作。

第四十五条 无线电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可以进入相关场所进行现场检查、取证，要求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材料和文件，询问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实施必要的技术性措施，制止或者阻断非法无线电发射；

（二）关闭、查封违法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或者暂扣无线电发射设备。

第四十六条 无线电主管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当事人或者相关人员应当予以配合，如实回答询问，提供与检查有关的资料，不得妨碍、阻挠无线电监督检查工作。

第四十七条 无线电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投诉、举报制度，公布投诉、举报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箱。

无线电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投诉举报后十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对决定受理的，应当及时组织调查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举报人；对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四十八条 无线电主管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无线电台（站）设置、使用不具备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应当责令设置、使用者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不符合要求的，由原批准的无线电主管部门收回无线电频率使用权，关闭无线电台（站）。

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无线电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无线电电磁环境监测和评估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无线电电磁环境状况。

无线电监测机构应当对无线电发射设备定期进行分类检测，出具检测报告，为无线电电磁环境保护提供技术依据。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擅自扩大频率使用范围或者改变使用用途的，由无线电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非法所得，并可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吊销无线电台执照。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未按照规定缴纳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的，由无线电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并按照规定收取滞纳金；逾期不缴纳的，收回无线电频率或者吊销无线电台执照。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七条规定，超出电磁辐射防护的有关限值规定，危害公民身体健康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处罚。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无线电台（站）没有取得无线电台执照投入使用的，由无线电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伪造、变造、转让、出租或者出借无线电台执照的，由无线电主管部门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渔业船舶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由渔业主管部门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处罚。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非法截取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或者公共安全以及单位和个人信息的，由无线电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予以查封或者没收设备，吊销无线电台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未按照无线电主管部门的指配使用呼号，或者擅自编制、使用无线电台（站）呼号的，由无线电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使用未经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型号核准或者未标明其型号核准代码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由无线电主管部门予以查封或者没收设备，没收非法所得，并可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渔业船舶上的制式无线电台（站），使用未经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型号核准或者未标明其型号核准代码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由渔业主管部门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予以处罚。

销售未经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型号核准的或者未标明其型号核准代码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擅自改变无线电发射设备的性能和主要技术参数的，由无线电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查封或者没收设备。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生产者和销售者未按照规定将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情况报当地无线电主管部门备案的，由无线电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对电磁环境保护区域内的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的，由无线电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查封或者没收设备，并处两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未经批准擅自从事无线电波监测活动的，由无线电主管部门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没收设备，并可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一条 无线电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在无线电监督管理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条件、程序批准指配频率、批准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发放无线电台（站）执照的；

（二）利用职权收受、索取财物的；

（三）对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四）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第八章 附则

第六十二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无线电频率划分，是指将某个特定的频带列入频率划分表，规定该频带可以在指定的条件下供一种或者多种地面或者空间无线电业务或者射电天文业务使用。

（二）无线电频率指配，是指将无线电频率或者频道批准给无线电台在规定条件下使用。

（三）无线电台（站），是指为开展无线电业务或者射电天文业务所必需的一个或者多个发信机或者收信机，或者发信机与收信机的组合(包括附属设备)。

（四）无线电干扰，是指由于一种或者多种发射、辐射、感应或者其组合所产生的无用能量对无线电系统的接收产生的影响，其表现为性能下降、误解、或者信息丢失，若不存在这种无用能量，则此后果可以避免。

（五）有害干扰，是指危害无线电导航或者其他安全业务的正常运行，或者严重地损害、阻碍、或者一再阻断按照规定正常开展的无线电业务的干扰。

（六）无线电台（站）呼号，是指以若干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或者特定符号组合，由无线电主管部门指配用于识别不同地区、不同无线电台（站）类别、空中无线电波的发射标志。

（七）无线电发射设备，是指开展无线电通信、导航、定位、测定、雷达、遥测、遥令、广播电视等业务中各种传输、发射无线电波的设备，不包含可以辐射电磁波的工业、科学和医疗应用设备，电气化运输系统、高压电力线、机动车（船）点火装置及其他电器装置等。

第六十三条 本条例自2011年2月1日起施行。




刘国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传统宪法解释方法/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基本权利/法理学
内容提要: 传统宪法解释方法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存在着形式和实质上的区别。形式上的区别表现为解释客体和解释者的积极性程度不同；实质上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从宪法文字文本中探求制宪者的意图，后者着重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产生这些区别的外部原因主要是二战后对基本人权保护的重视和强化；内部原因则是二十世纪初以来法理学的新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法律解释方法的变革。


从本体论而言，宪法解释是一种表达“宪法之意义”的实践活动，就此而论，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和现代宪法解释方法有一些共同之处，如它们都是以宪法规范为解释的出发点；释宪者的解释结论都不得与宪法规范相冲突。从实践论来观察，宪法解释受到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乃至道德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特定情形下采取何种解释方法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释宪者受何种法哲学观的指导，出现了诸如追求宪法的客观意涵、抑或探询宪法的精神与价值等各种主张和观点，并由此导致释宪者采取不同的宪法解释方法。根据释宪者所采取的释宪方法的变化，可以将宪法解释方法分为传统宪法解释方法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1]本文通过论述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和现代宪法解释方法的区别，剖析导致这些区别的原因，旨在揭示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区别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的法理根源。
一、传统宪法解释方法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在形式上的区别
传统宪法解释方法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在形式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二者解释客体不同，二是积极性程度表现上的差异。
（一）解释客体上的区别
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受19世纪概念法学的影响，尤其受到德国学者萨维尼提出的一般法律解释方法的极大影响。值此之故，从形式上来看，传统宪法解释方法主要局限于对宪法条文的语词本身进行解释，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宪法解释就是为了探求制宪者的意图为何？而制宪者意图是通过表现为法律语言的文字这一媒介来传达的，这就需要通过对制宪者所制定出来的宪法语词进行解释。
而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则不局限于对宪法语词本身的解释，现代宪法解释更多地是探求宪法语词在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之下的内涵和意义为何？现代宪法解释除了考察宪法语词本身的含义之外，在很多情形下还要考察当下社会、经济和文化以及当下人们的一般性共识是什么？因此，现代宪法解释方法与传统宪法解释方法相比，在形式上更加多样化，具有更强的灵活性。
萨维尼认为，法律解释是将内含于法律中的思想予以再现，并在其早期作品《法学方法论》中强调，实在法必须排除所有的恣意专断，必须是完全客观的，它独立于所有个人信念之上；法官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它的纯逻辑解释，解释意味着重建法律的内涵，法官要设想历史上的立法者的立场，进而作出判决，而不能作任何修饰法律的工作，即使是改善有缺陷的法律也不行，因为那是立法者的职务。 [2]在这种观念影响下，法律解释就被认为仅仅是寻求法律语词的含义，为此而进行的逻辑推演只是为了获得立法者所表达的语词的意义为何，认为只要弄清楚法律语词的概念就能获得法律的含义，因此，法律解释仅仅是一种对法律所使用的概念的解释，也就是说，只要一个识字的人拥有一本字典就能胜任法律解释工作，此即所谓“概念法学”的精髓所在。
受这种法学方法的影响和指导，传统宪法解释中的文义解释方法是直接对作为制宪者思维媒介的法律文字进行解释。其他解释方法如原旨主义解释方法则是通过对制宪者意图的探求来获得宪法文字的含义，那不过是以考察制宪者意图来作为获得宪法语词含义的途径而已；历史解释方法力图从宪法规定时的语境来确定宪法规范的内容，这实际上就是以制宪时的语境来判断制宪者所表达的宪法文字的含义；而目的解释方法是以制宪者的目的作为确定宪法文字含义的一种路径，探求制宪者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确定宪法文字的含义。总之，各种传统解释方法都服务于查明宪法中作为制宪者思维媒介的文字的含义为何这一单纯目标，宪法文本的文字成了一切解释方法的起点和终点。尽管也存在着关于宪法解释方法的争论，但那些争论只不过是关于以何种具体的手段去获得宪法文字的含义的争论，争论各方在追求宪法语词文字的含义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异议。
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可以统称为定义模式的解释方法，由于20世纪初以前的法学受法律形式主义和概念法学的影响，宪法解释方法在形式上反映出来的特征就是定义模式（defining mode），[3]也就是解释者通过对宪法中的词语下定义的方式来阐明宪法条文的含义。
二十世纪初以来的现代宪法解释虽然也要探求宪法文本的含义，但这时释宪者所解释的“宪法文本”已经不再仅仅限于作为制宪者思维媒介的文字文本。现代宪法解释的实践告诉我们，通过宪法的文字文本进行解释不过是探求宪法含义的手段之一而已，除此而外，宪法的含义还可通过其他手段获得，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的大量宪法解释案例证明了这一点。现代宪法解释形式上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它超越了传统宪法解释以宪法的文字为唯一解释客体的限制，将解释的客体扩展到宪政秩序和宪法价值所要求的各种因素，包括除宪法的文本文字之外的其他方面。现代宪法解释方法不再是僵化的逻辑操作、死扣字眼，不再单纯地、按图索翼似地追寻既有的文字含义。解释者认识到人类文字在表达人类思维方面的局限性，法规的语词往往不能完整或准确地反映该法规制定者的意图和目的，当立法者试图用简洁但却一般的术语表达其思想时，那些在过去曾属于整个意图范围中的情形，在当今则几乎被完全切割出去了。 [4]因此加达默尔说“没有一种人类的语词能够以完善的方法表达我们的精神”。 [5]
现代宪法解释方法不再像传统宪法解释方法那样仅仅囿于对宪法语词本身进行解释，解释者已经将其视域扩展到宪法的文字文本之外。在符合宪法价值秩序和宪政精神的前提下，现代宪法解释者可以考虑诸如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等的各种因素；在复杂而又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注意协调历史与现实、价值与事实、规范与存在等诸多关系。事实上，现代宪法解释者已经不再仅仅是执行解释宪法文字文本的任务，他们实际上充当着宪法价值秩序的维护者的角色，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他们不仅仅是在“解释”宪法，而且在“阐释”宪法。 [6]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代宪法解释方法与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在形式上的上述区别是由现代宪法解释者的角色和解释任务达成的。
（二）积极性程度上的区别
传统宪法解释方法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在形式上的区别还在于解释者在解释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程度不同。相比较而言，由于在新的历史时期释宪者角色的转变和解释任务的需要，现代宪法解释者表现得比传统宪法解释者更为积极。由于受到观念的限制，传统宪法解释的主要任务是探索宪法文字文本自身的含义，解释者只能在制宪者表达出来的宪法语词中被动地寻找字义，他们所采用的解释方法都从属于这一目标，这就决定了解释者及其采用的解释方法的消极性和被动性。
现代宪法解释由于不再局限于对宪法文字文本自身的概念性说明，解释者主动地从单纯的宪法文字文本中走出来，在更为宽广的场境中将其视域扩展到与解释相关的其他领域。解释者可以根据新的社会情势乃至公众意识，从宪法的抽象规定中推导出某种适合当下需要的原则，再将这种推导出来的“宪法原则”适用于特定的具体案件之中，从而在可欲的正当性前提下实现宪法文字文本与社会文本的融合。这样的解释方法对于传统宪法解释来说是背经叛道的，然而在现代宪法解释者看来这却是天经地义的，是实现宪法价值和精神、维护宪政秩序所必须的。因此，在摆脱了法律形式主义的束缚和抛弃了概念法学的羁绊之后，在“法律的自由发现”观念的影响下，现代宪法解释者已经不再像传统宪法解释者那样消极被动了，他们所采取的解释方法无不显示了一种积极主动的性质，尽管在特定情形下对采取某种具体方法上可能意见不一致。
二、传统宪法解释方法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在实质上的区别
传统宪法解释方法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前述形式上的区别决定了二者在实质上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差异。形式决定内容，传统宪法解释方法那种以宪法文字文本为中心的定义解释模式，决定了其解释方法实质上就是为了追求制宪者的意图。由于传统解释方法完全服膺于实在法，解释者只能客观地按照法律规定的文字从事逻辑性的解释，这要求解释者站在立法者的立场上进行“想象性重构”，以获得立法者通过相关法律文字所传达的意涵。这种方法导致传统宪法解释方法的实质目标即是获得制宪者的意图，释宪者的一切行为都是围绕探求制宪者在宪法文字文本中传达的真实意思。
这种解释方法是实证主义法学方法在宪法解释领域的表现。奥地利学者尤根·埃利希认为，“法律实证主义的方法就是承认法律秩序的无欠缺性，法官的工作仅限于逻辑操作，而没有政策性的、评价性的东西；又加上法官作为国家官僚地位的日益增强，他们被置于一种来自社会的不恰当的非难或称赞的地位，从而使司法的无社会性达到了顶点。”他所说的对法官“不恰当的非难或称赞”是指机械地、死板地固守原有法律的做法，“无社会性”是指无视社会实际情况的变化。 [7]这说明了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完全以制宪者意图为归依，而不顾及已然变化的社会现实情况，把体现制宪者意图的文字奉为唯一至上的、不可违背的圭臬，并机械地把制宪者当初的意图适用于现实情境之中。
德国学者尼伯代（Hans Carl Nipperdey）认为，“由于宪法是其颁布时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所以，其制定有其历史之背景，但是，宪法之解释必须随时代而进展，不必拘泥于其立宪之看法。” [8]现代宪法解释方法由于摆脱了法律形式主义和概念法学的羁绊与束缚，解释者将他们的视域扩展到宪法文字文本之外，他们希望不受制于制宪者意图，以便能够探索和获取宪法含义的真谛所在。此时的宪法解释已经不再仅仅是对宪法文字文本的解释，解释者不再单纯地充当被动解释者的角色，他们还可以在宪法文字的空隙间从事积极的“立法”。这一现象在司法审查的事实中反映出来，“传统的司法审查——局限于实施一部睿智的宪法所发布的明确命令——代表了司法克制主义的一方，而现代司法审查——在包含笼统模糊原则的宪法所留下的“缝隙”间进行司法立法——代表了司法能动主义的一方。” [9]现代宪法解释这种自由的解释方法已经逾越了宪法文字文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不受宪法的束缚。因为这种创造性的活动仍然受到那些具有终极美学意义的基本价值的约束，这种对真、善、美的终极关怀，会促使解释者斟酌某项决定可能对当事人或人性所造成的各种影响。 [10]
诚如美国法学家沃尔夫所言，现代宪法解释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探究宪法用语的含义，而是注重将那些比较概括的含义用于具体案件，法官在每个案件中得评价所主张之权利的重要性，以及可以侵害这种权利的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及其是否构成侵害该权利的正当理由。 [11] 此言表明了现代宪法解释在放弃了传统上从宪法用语去探求制宪者意图之后，解释的任务转变为着重实际地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这是传统宪法解释方法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的实质性区别的关键之处。
现代宪法解释者从通过各种途径去单纯地探求宪法文字文本的含义的樊篱中逃逸出来，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恣意妄为，因为这种逃逸只是从以前那种刻板的、狭小的固定疆域走向了一个较为宽阔的、可以自由活动的空间，但这个空间仍然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由宪法的价值和精神以及宪政秩序构成。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根植于多元社会观点之上的法哲学坚持认为，人是一个个体，保护个人的权利是社会的基本任务，” [12]宪法本身就是为了执行这个任务而产生和存在的，宪法解释者在解释宪法的时候自然就应当以完成这一任务为使命，为此，他们所采用的解释方法就必须服务于、从属于这个最初的、也是最终的任务——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终极关怀。
事实上，从德国和美国的典型宪法解释案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发展趋势。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从德国基本法中引出了一系列的基本权利功能，从表面上看，这是对宪法的严格解释，实际上这已经大大超越了当初制宪者的意图范围之列；且其对德国基本法的解释所得出的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理论已经成为立法、司法和行政的行动基础，在具体案件中所导出的新的基本权利通过拘束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有力地保护着公民的宪法权利，其司法造法的性质显现无余。
美国联邦法院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形成了司法审查的“双重标准”，放松对经济领域的司法审查，采用“基本合理”的标准，对立法决定予以最大程度的尊重，转而强化了对非经济领域的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对于关涉基本权利的立法采取更为严格的审查标准；还利用宪法第14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将原来只针对联邦政府的《权利法案》解释为同时还可针对各州政府。这些转变不仅加强了对既有基本权利的保障，而且根据实体正当程序理论创设了一系列新的基本权利，如隐私权。这些现象反映了现代宪法解释方法与传统宪法解释方法的实质性区别所在，并且这种区别将是以后宪法解释发展的趋势。
三、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区别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的外部原因
传统宪法解释方法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的上述区别，不是由解释者随意选择的结果。固然不能排除释宪者本身的法哲学观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但追根究底，是什么原因使释宪者产生这样的世界观呢？这就涉及到认识产生的根源问题，本文不能对这一深奥的哲学问题进行研究——这远远超出了本人的学力、也并非本文的研究范围。本文认为，传统宪法解释方法之所以区别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其外部原因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基本人权保护的重视和强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深刻影响，它在带给人类悲惨和深重灾难的同时，作为一种反面教材，它也给了人类极大的教训。它促使人们警醒和反思：国家权力的存在究竟是为了什么？如何避免人类尊严和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犯、尤其是避免受到国家权力的侵犯？二战结束后，各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强化了对基本人权的重视和保护。
作为二战策源地和战败国的德国，在战后对上述问题尤其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反省。这种反省首先反映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之中，1949年5月23日公布的德国《基本法》的第1条明确规定了“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全部国家权力的义务”、“人权是一切社会、世界和平和正义的基础”、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作为可直接实施的法律，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承担义务”。 [13]1946年11月3日公布的日本国宪法第11条规定：“国民享受的一切基本人权不得受到妨碍，本宪法所保障的国民基本人权，作为不可侵犯的永久权利，现在和将来赋予国民。”第13条规定：“全体国民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对于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国民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利，在立法及其他国政上都必须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 [14]
1951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一个案件的判决反映了二战后国家对人权保护力度的加强。被告是纳粹党人的中级官员，1945年3月被任命为“与失败主义进行斗争并提高抵抗意志”的特别专员。他从情报中了解到原告及其丈夫在自己家中藏了一个有半犹太血统的妇女，以保护她不给盖世太保（纳粹党秘密国家警察）逮捕。同时原告及其丈夫还正在为盟国军队（即英美军队）准备纳粹党员名单。被告迅速逮捕了原告及其丈夫，在原告的丈夫企图逃跑时，被告开枪将其击毙。但第二天被告作证说原告丈夫死于心脏病急性发作。这一案件中的一个法理学上的问题是：被告能否以执行国社党命令而逃避自己罪责？法院否认以执行1945年3月国社党紧急命令作为辩解的合法性。该命令规定德国所有武装人员有不经审讯击毙逃跑者的义务。法院特别支持拉德布鲁赫的这一观点：一个完全否认平等原则的实在法丧失了法律性质。法院还否认了有些国社党法学家的一个观点：希特勒的任何有关法律宣告都可以被认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法院认为这种观点是“法律界成员的自甘堕落以献媚于一个专制者，从法治观点来看，这种观点是不值一驳的。” [15]
在完成权利“保护神”角色所应当履行的义务的过程之中，法律解释者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各种恰当的解释方法。而在具体境况下究竟采用何种解释方法的问题，不是一个纯粹方法论的问题，而是一种有关价值的理性判断技艺。按照拉德布鲁赫的观点，法律是人类的作品，像其他作品一样，只有从它的理念出发才可被理解，一个无视人类作品价值的思考是不可能成立的，因此对任何一个法律现象的无视价值的思考也都是不能成立的，法律只有在涉及价值的立场框架中才可能被理解。 [16] 这种由法的价值性而导出的对解释者解释方法的影响从上述案例中反映出来，这个案件既反映了法律解释中的价值判断技艺，更重要的是，这种技艺的运用在一个侧面反映了二战后对人权保障的强化和重视。
各国除了在宪法文本的规定中强化对基本人权的保障之外，而且在宪法解释实践中也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将国际公约作为国内宪法解释的依据。这种现象反映了二战后对基本人权的重视，这种变化自然会影响到宪法解释。首先，实施宪法解释职权的释宪机关，作为国家机关之一，和其他国家机关一样，逃脱不了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职责和义务，尽可能地保护基本权利不仅是其释宪活动的出发点，也是其释宪活动的落脚点。其次，释宪者保护基本权利的职责和义务是通过各种具体的宪法解释方法来实现的，而无论是司法部门、立法部门还是其他专门机构作为释宪者，它们都不能直接地实现宪法所保护基本权利，只能在宪法基本权利的享有者在实现其权利的过程中产生疑问或纠纷时，以最终解释者的身份出面予以澄清或作出权威性决断，从而完成基本权利“保护神”角色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释宪者的行为受到宪法的精髓即保障基本人权这一理念的指引。
正是因为对基本人权保护的强化和重视，释宪者就不能再囿于传统的一般法律解释方法，仅仅通过探求制宪者的意图等途径去获得宪法文字文本的意义，而是要探求和实现宪法的意思——宪法的价值和精神，即保障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这就必然要求释宪者放弃单纯围绕宪法语词的解释方法，因为无论以制宪时的语词含义、还是以释宪时的语词含义进行解释，都会遭受语词含义的历时和共时变化的困扰。战后对基本权利保护的重视和强化，不仅为摆脱这一困扰提供了契机，为走出传统宪法解释方法的困境指引了方向，而且也是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区别于传统宪法解释方法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区别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的内部原因
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区别于传统宪法解释方法既有前述二战后对基本人权保障的重视这一外部原因， 同时还是法学内部法理学的新发展促成的结果。
（一）内部原因之一：法理学的新发展
众所周知，在整个19世纪，法律实证主义在法学中占支配地位，实证主义法学那种强调完全按照应然的法律规则进行逻辑推理以维持法律秩序稳定性的方法，到了20世纪已经不合时宜了。20世纪社会发展的需要导致了社会学法学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占重要地位的新兴法学流派，同时，传统的自然法学和实证法学也对各自的立场进行了修正。法理学的变革对于法律解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传统法理学影响下所形成的法律解释方法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逐渐产生了动摇，他们更愿意去采取一些既符合当前社会现实、又能有效解决眼前实际问题的新的解释方法。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区别于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1．传统法理学
19世纪实证主义法学的核心观点就是，主张对法律采取一种实证的和客观的态度，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法律解释就是从逻辑上澄清思想，“通过辩识法律概念并将它们分解成构成它们的基本成份来阐明法律的概念”。 [17]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奠基人约翰·奥斯丁在其《法理学的范围》一书中认为，“法理学的对象，是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亦即我们径直而且严格地使用‘法’一词所指称的规则，或者，是政治优势者对政治劣势者制定的法。” [18]他认为，法理学的任务是对从实在法制度中抽象出来的一般概念和原则予以阐释，并指出，一般法理学的目的便是阐明法律概念结构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他所说的“一般法理学”是阐明不同法律制度所共有的一些原则、概念和特点，通过对法律制度的分析，能够获得这样的认识：那些较为完善和成熟的制度，由于具有完善性和成熟性，从而也就富有卓越的指导意义，这就要求对诸如权利、义务等主要法律术语进行解释。 [19]凯尔森在坚持实在法与自然法二元论的基础上，认为法与正义不同，法指的是实在法，法研究的是实在法的概念。 [20]根据凯尔森的纯粹法学理论，法律科学的研究对象乃是那些“具有法律规范性质的、能确定某些行为合法或非法的”规范。 [21]因此法律实证主义者关注的是对法律术语的分析和探究法律命题在逻辑上的相互关系。 [22]
实证主义力图将自身限定在经验材料的范围之内，并把学术工作限制在分析“给定事实”的范围之内。法律实证主义具有实证主义一样的特点，都反对形而上学的思辩方式和寻求终极原理的作法，反对法理学家试图辩识和阐释超越现行法律制度之经验现实的法律观的任何企图，试图将价值考虑排除在法理学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外，并把法理学的任务限定在分析和剖析实在法律制度的范围之内，认为只有实在法才是法律，而所谓实在法就是国家确立的法律规范。
2．现代法理学
随着历史的车轮辗入20世纪，传统实证主义法学的研究进路显得与新的时代脉搏不合拍了。由于劳资关系、环境和失业等大量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涌现，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去缓解这些危机，于是政府改变了其传统的“守夜人”角色，转而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这些干预行为需要按照相应的法律制度去实施，以保证干预政策的有效性。在这种背景之下，传统实证主义法学不能满足日益变化着的社会对法律所提出的要求，法律社会学应运而生，并日益发展成为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学流派。
在经历一个世纪的衰落之后，自然法学说在20世纪初开始复兴，并在二战后在西方国家流行起来。 20世纪复兴的自然法学不再像古典自然法那样坚持抽象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而是表现出一种实证主义的倾向，如鲁道夫·施塔姆勒提出了“内容可变的自然法”的观点。 [23] 富勒在与哈特论战的过程中，提出了“程序自然法”的观点， [24]反映了20世纪的新自然法学向法律实证主义的让步。
二大战后形成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不同于旧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放弃了旧分析法学试图把法理学的研究范围严格限于注解法律观念和法律概念的做法，以及与此相应的方法论上的排他性，承认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的某些合理性，并把这些方法或多或少地运用于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研究。 [25]哈特提出了“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的理论， [26]哈特的《法律的概念》一书标志着二战后法律实证主义“退却的第一个重要的一步”。 [27]
20世纪法理学的上述新发展表明，法理学不是抽象学问，它有其具体的研究对象，同时还具有实际的社会意义。“作为一门科学，法学对法律的价值、概念和事实这三种因素都应研究”。 [28]自20世纪初社会学法学产生后，法理学的多元化现象促进了法理学自身的更大发展。法理学的这种新发展在使其适应时代需要的同时，也相应地对宪法解释的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内部原因之二：法理学的新发展对宪法解释方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