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变，各类矛盾纠纷大量涌现。人民法院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保障力量，如何进一步发挥其职能作用，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已成为司法审判工作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引起了司法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的重视。笔者作为基层司法实务工作者，也一度关注，现结合基层实际粗谈浅论。
　　　　一.司法调解再度受到社会关注的社会背景及现实要求
　　　　（一）司法调解再度受到社会关注的社会背景。我国的司法调解在历经“马锡五式”、“调解为主”、“着重调解”三个阶段的发展后，伴随着审判方式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后在司法审判工作中的地位一度被削弱，判决在人民法院处理案件中占居主导地位。但在特定民族历史文化与特殊的国情背景下，片面追崇西方法治主义，寻求单独依靠法治力量来解决各类社会矛盾的道路终没行通。并由此引发大量不安定因素。从国家信访局统计数据看，涉法信访案正在逐年攀升，维稳经费直逼军费开支，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压力。如何处理急剧膨胀的社会矛盾，成为我国政治、法治建设必须研究的重大社会课题。基于此，在相关条件逐步成熟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为司法审判工作指明了政治方向。贯彻中央精神，最高法院随后相继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司法服务和促进社会和谐的指导性文件，为司法服务社会和谐指明了方向，特别是原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进一步就“充分发挥司法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进行了全面解读，从而为运用司法调解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基础和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后，以王胜俊院长为首的新一届最高法院党组再度审时度势，在2009年全国法院调解经验交流工作会议后，制定出台《关于人民法院立案调解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调解人协议调解若干规定》、《关于民事纠纷诉讼外调解与诉讼程序衔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个司法解释，从多个层面对司法审判服务社会和谐进行了规范性要求。
　　　　（二）司法调解再度受到社会关注的现实要求。司法调解作为一种解决矛盾纠纷的法律方式或手段，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上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与司法判决所体现出的法律强制力互为补充。从理论的层面看，司法判决更侧重于对违法抑或犯罪的惩罚，而司法调解则更注重于法律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是一种公权力主导下的私权力行使，如何寻求两种权力行使中的价值平衡已成为法律实施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但从司法审判实务来看，基于对法律价值的侧重，抑或法律人本身的职业素养所限，总习惯于不去寻求价值平衡而“依法判决”，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司法的权威性，也减轻了自己对法律价值与社会价值进行决断的“两难”之累，但由此也引发诸多社会矛盾。这一矛盾在司法审判领域集中体现为“民转刑”案件日渐增多、“执行难”形势严峻、司法资源被潜在浪费、司法权威受到挑战，由此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在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发展。特别是在国家司法救济制度尚不成形，而社会保险体系和诚信体系又极不健全的当前国情下，此类问题犹为突出，如何有效地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基于现实的要求，司法调解便再度受到司法审判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注。
　　　　二.司法调解与社会和谐的辨证关系
　　　　(一)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胡锦涛同志已经对和谐社会进行了充分完整的描绘：“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实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既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和根本目标。从内涵来讲，和谐社会，是指社会结构均衡、社会系统良性运行、互相协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友爱、相互帮助，社会成员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二）司法调解的本质特征。司法调解从法律层面理解，是指以司法审判权的介入和审查为特征，以当事人之间处分自己的权益为内容，其本质是在公权力主导下对私权利的一种处分和让与。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尽管仅在民诉法中作出了“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的相关规定，但从法理的角度理解，司法调解的范畴应更为宽广，内容应更为丰富，包括民事调解、行政协调、执行和解，都隶属于司法调解范畴，这既是司法调解的本质体现，更是和谐社会对司法工作提出的必然要求。从司法实践来看，此三大“调解”已纳入了大调解格局体系之中，并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三）司法调解与和谐社会的辨证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作为国家审判机关，在保障社会和谐进程中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而司法调解作为我国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审判机关依法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也是和谐司法的重要内容，更是社会和谐的“助推器”。从辨证法上看，社会和谐是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司法调解是司法保障和谐过程中的一种具体方式，二者是一种目标与手段的关系。
　　　　三.司法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和价值
　　　　原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指出：司法调解作为人民法院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手段，因其自身的独特功能和作用，其积极意义是多方面的：“一是司法调解有利于在更大范围、更广大领域内维护社会稳定；二是司法调解有利于促进人民内部团结，维护家庭、社区和邻里关系的安定，有效地防止“民转刑”案件的发生；三是司法调解更能体现当事人平等主体的地位，发挥平等协商、平等对话的功能，创造更为和谐的气氛；四是司法调解更能体现法官居中的作用，体现公平、公正的职能作用，体现司法公开、透明的特点；五是司法调解更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六是司法调解有着悠久的历史，更适合于中国国情。”此六大积极意义集中体现了司法调解在促进社会和谐上的功能与价值。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批示指出：“建立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是发挥我国体制优势，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根本途径。可以说，王胜俊院长和肖扬院分别从不同视解对司法调解给予了充分肯定。
　　　　但从司法理论与审判实务对司法调解进行再度考量，其对于和谐社会的功能与价值至少还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司法调解有利于弘扬民族人文精神，推进“以德治国”；二是司法调解有利于促进社会诚信体系构建，调节经济关系，保障社会发展；三是司法调解有利于缓解“执行难”压力，保护当事人的现实权益，维护司法权威。
　　　　四.目前司法调解在促进社会和谐中暴露出的问题
　　　　应该肯定地讲,司法调解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对于促进法治的完善、社会的进步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任何制度的发展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不断认识、不断完善，甚至重新进行体系设置或重构。当司法调解在和谐的潮流中再度受到重视的时候，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再定位与再审视，只有从中发现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从而进行完善与重构，才能最终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与价值。
　　　　立足于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本院司法调解工作实际，从辩证法的角度分析，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的司法调解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以下二个层面。
　　　　一是法律制度层面。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从制度上对行政审判运用调解方式结案进行了彻底否定，但从司法实践看，运用司法调解手段化解矛盾已渗透到司法审判的各个领域。并且，行政调解作为一种非司法性质的处理问题方式已被“合法化”，与此同时，行政协调作为行政调解的同义话语已在司法审判领域受到关注。这种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的相悖必然对审判职能的发挥有所制约。另外，即使在对司法调解做出明确规定的民事、刑事诉讼法中，也对调解的原则、适用范围做出了诸多限制性规定，如《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其对“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规定与当事人民事权利合法自由处分原则明显相悖，且增大了法官没有实际意义的工作量，不利于调解工作的开展。还应该指出的是，对司法调解缺乏程序性的法律规定，也常使其功能受到限制。值得肯定的是，最高法院在已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及随后的三个司法解释已对司法调解进行了重新定位和规范性要求，对更好地开展司法调解工作必将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对执行和解也应一并纳入司法调解的范畴予以重视与研究，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也是我们缓解执行难的一种有效的司法手段。
　　　　二是司法实务层面。这一方面涵盖的内容较为广泛，集中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1.受案件数量的攀升及调解工作量的加大影响，法官在思想上认识不够，投入的精力不足，实践中更多的是通过判决结案；2.过度追求调解结案率而使案件限入久调不决，未能真正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3.司法调解程序作为司法审判程序的一部分，没有单独的可操作性规定，不利于提高司法效率，也不能真正体出其独特的优势；4.随着年轻法官队伍的壮大,虽然在法学理论上较“改良”前的法官有较大提高，但基于社会阅历的不足、生活经验的欠缺，司法调解经验与技能有限，也限制了调解工作的开展；5.基于基层法院财力所限，多数法院没有专门的调解场所，无法创造适于调解工作的特定氛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司法调解的成功率。等等。
　　　　五.我院对做好司法调解工作的探索与尝试
　　　　基于以上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要充分发挥司法调解在促进社会和谐上的职能作用，除对现行司法调解的法律制度进行必要的补充完善外，重点应做好以下工作，这也是我院在司法调解工作上的有益尝试：
　　　一是明确思路，突出诉讼调解重点。思路决定出路。我院新一届法院班子组建后，集群智，广纳言，加强审判调研，注重司法统计分析。面对县域经济欠发达，“执行难”日渐突出，信访压力增大，社会反映强烈的现实问题，立足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县域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贯彻十六届六中全精神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的要求，在确定五年构想的“四大战略”和2007年的“12445”工作思路时，明确提出要突出两个重点——加强诉讼调解和执行工作，为强化诉讼调解工作提出了新的目标，也为做好诉讼调解工作明确了新要求。实践也充分证明，这一工作重点思路的确立很好地指导了近6年来的审判工作。
　　　二是提高认识，弘扬文明和谐理念。理念是行动的指南。强化和谐理念，加强诉讼调解，我院注重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注重学习引导。把和谐理念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形势教育的重要内容，坚持常抓不懈，注重重点辅导，增强法官对社会和谐、司法和谐的深刻认识，积极引导干警增强运用司法调解手段化解矛盾纠纷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二是注重案件效果分析。适时组织审判业务庭室加强对所结案、信访案件分析，通过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综合评定，让法官深刻认识调解对于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作用，把“案结事了”的司法工作要求落实在审判实践中，体现在促进和谐中。
　　　三是营造氛围，创设诉讼调解新平台。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吸取先进法院的先进成果与经验，采取积极措施，营造氛围，率先在全省法院系统创设了茶座式调解室，注重体现了三个特点:一是营造了“平和、轻松、温馨”环境的氛围。我院2个“茶座调解室”格调统一，主版均为两双紧握的双手，寓意“交流、沟通、合作、言和”，而具有装饰性的“和”字工艺品及“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心平气和”的条幅则在引导人们树立“宽容、谦让”的心态，选择调解才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好途径。为体现茶座调解室“平和、轻松、温馨”的氛围，不再摆放法桌法椅，统一采用了具有休闲性质的圆形茶桌，并配备了饮水机、消毒柜、茶水柜，茶具，每张桌上都摆放了鲜花。二是制定了科学规范的调解程序。茶座调解室由各审判业务庭室共同使用，凡符合调解条件的案件都可以在此进行调解。为使茶座调解室工作规范有序，根据诉讼调解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结合本院调解工作经验，重点制定《调解室工作规则》、《调解室工作流程》、《调解室工作守则》并制版上墙，增强了调解工作的规范性和透明度，既有利于法官规范调解，也便利群众监督。三是体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落实便民、利民举措，茶座调解室配备专人提供相关服务，坚持做到笑脸相迎,茶水相递,礼貌相敬,真诚相待,热情服务,使当事人有宾至如归的心情。注重体现参与调解者之间的平等性，拉近审判人员与当事人的心理距离，茶桌上也不再放置较为庄重严肃的审判员、原被告席牌，而是设放了主持人、当事人、被邀请人席牌，体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
　　　四是完善机制，规范诉讼调解程序。根据本院审判力量相对不足，无法抽调专人开展诉前调解的实际情况，在设立茶座式调解室时，着眼全程调解，确定本院诉讼调解为庭前、庭中调解和庭后调解。为保证调解工作的有序运作，认真制订调解工作规则，严格界定可调案件范围，并通过制订流程图明确调解程序，使调解工作运作更具规范性和可监督性。同时，在此基础上，院党组经深入调研，进一步提出，待时机成熟，要在机关成立专门的巡回法庭，在重点村镇建立法院指导的村级调解组织，适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深入乡村进行司法便民服务，拓展诉讼调解功能，服务新农村建设。
　　　五是强化队伍，提升诉讼调解能力。把诉讼调解作为开展业务理论培训与岗位练兵的重要内容，在加强教育培训工作，突出抓好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学习培训的同时，注重对调解知识、技能的相互交流学习、经验总结，努力提高法官整体法学理论素养和诉讼调解能力与水平。此外，充分发挥具有丰富调解经验法官的传帮带作用，缩短年轻法官积累调解经验的过程，加快后备力量的培养。加强对调解工作的考核，制定出台调解工作考核办法，努力形成激励机制，促进调解工作的深入开展。
　　　　六是开拓创新，深化诉讼调解发展。面对诉讼调解工作的推进，感受诉讼调解带来的欣喜，院党组更加增添了做好调解工作的信心，经思考调研，再度果断提出要进一步拓宽调解工作渠道，提升调解工作层次，力求在诉前调解工作上再下一番功夫，再做一些文章。经过近半年的酝酿和多次的专题研究，再次率先在全市法院制订出台《诉前调解工作制度（试行）》，并借鉴茶座室调解工作经验，制定完善工作流程，逐案形成案卷，推进规范运作，走在全市法院前列。
　　　　我院诉讼调解工作在和谐社会大潮的涌动中强劲发展，逐级攀跃。2007年，民商事案件调撤率为40.61%；2008年，创53.94%的新纪录；2009年达65.23%，连续三年保持10个以上百分点的增幅，保持全市第一，跃升全省第29位；2010年，调撤率为68.20%;2011年，民商事案件调撤率达68.63%，今年前半年，诉讼调解率为69.54%；诉讼调解工作态势良好。
　　　　
　　　　作者简介：
　　　　李东明，男，1969年出生于山西沁水，大学本科学历，现任陵川县人民法院院长，四级高级法官。近二十年的法律职业生命中，执著于司法实务与司法理论的学习研究，不求平步青云之高，但愿无愧法律之圣洁。
　　　　赵如水，男，1975年出生于山西陵川，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陵川法院政处副主任、审判员。荧窗十年错入法院之门，在艰辛文字的布排中执寻法律之真谛，无奈只不过雾里看山，始终不识法之真谛。
　　　　
　　　　联系方式：0356——6204040
　　　　电子邮箱：445924457@QQ.com
　　　　联系人：赵如水
　　　　联系地址：山西省陵川法院政处
　　　　邮编：048300
青海省人民政府


青海省人民政府令第16号


　　《青海省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办法》经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５日省人民政府第１９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颁布施行。

　　　　　　　　　　　　　　　　　　　　　　　　　　　　省长　赵乐际
　　　　　　　　　　　　　　　　　　　　　　　　　　二０００年十月三十日
　　　　　　　　　　青海省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机构设置，加强编制管理，提高行政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及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各级人民政府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


　　第三条　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应适应本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遵循精简、统一、高效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行政机构和人员编制总数，按照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辖区人口、面积等因素综合评定，进行分类后，由省人民政府批准下达。
　　依法批准的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具有法定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调整或变动。


　　第五条　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按照统一管理原则，由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行使本级行政机构编制管理职权。
　　各级人民政府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具体负责本级政府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工作。


　　第六条　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实行集体审议制度。依照审批权限，由人民政府或者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有关会议审议。

第二章　机构设置管理





　　第七条　本省各级行政机构根据职能分为：
　　（一）省人民政府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
　　（二）自治州、西宁市、县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
　　（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派出机关及所属行政机构；
　　（四）政府组成部门或者工作部门管理的行政机构、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


　　第八条　行政机构设置应以职能的科学配置为基础，坚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权责一致的原则，加强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第九条　行政机构具体职能的确定应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参照上级业务部门的职责合理划分事权，做到职能明确、分工合理、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第十条　行政机构职责和管理范围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职责清晰明确，相同或者相近的职能由一个机构承担；
　　（二）工作较少的职能可以归并为一个机构或者由有关机构归口管理；
　　（三）必须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机构承担的职能，应当分清主管和协办，明确职责分工，减少交叉。


　　第十一条　行政机构的设立、撤销、合并、升格由机构编制管理机关组织财政、人事和相关部门论证后、提出方案，经同级人民政府审定，并按程序报批。


　　第十二条　行政机构设立、撤销、合并、升格方案，应当包括下列事项：
　　（一）设立、撤销、合并、升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机构的职能、类型和名称；
　　（三）内设机构的职能和名称；
　　（四）与业务相近的行政机构职能划分或者撤销、合并后职能消失、转移情况；
　　（五）行政机构人员编制、领导职数、人员结构及人员余缺情况或者撤销、合并后编制的调整和人员的分流。


　　第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组成部门和省人民政府派出机关的设立、撤销、合并，由省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提出方案，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后，报请国务院批准，并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自治州、西宁市、县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及其派出机关的设立、撤销、合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直属机构的设立、撤销、合并由省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提出方案，经省人民政府审定后，报国务院批准。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严格控制议事协调机构或者临时机构的设立；确需设立议事协调机构或者临时机构的，应当明确规定承担办事职能的具体工作部门；为处理一定时期内某项工作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或者临时机构，还应明确规定其撤销的条件或者撤销的期限。
　　各级人民政府议事协调机构或者临时机构的设立、撤销、合并，由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提出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六条　行政机构的升格，由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提出方案，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行政机构升格为副县级以上规格的，必须由省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审核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七条　行政机构的名称，按下列规定确定：
　　（一）省级人民政府组成部门一般称委、厅，直属机构一般称局；
　　（二）自治州、西宁市人民政府和海东行署工作部门一般称委、局；
　　（三）县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一般称局；
　　（四）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综合机构称室（股）。


　　第十八条　行政机构在职能分解基础上，依照下列规格设立内设机构：
　　（一）省级行政机构设立处级、副处级内设机构；
　　（二）自治州、西宁市和海东行署行政机构设立科级或者副科级内设机构；
　　（三）县级行政机构原则上不设内设机构。但工作任务重、人员编制在１０名以上的，经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批准，可以设立股级内设机构；
　　（四）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设置股级综合性办事机构或者只确定必要的助理员。


　　第十九条　行政机构内设机构的设立、撤销、合并方案应包括下列事项，并由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批准。
　　（一）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职能和名称；
　　（三）与业务相近的内设机构的职能的划分或者职能消失、转移的情况；
　　（四）人员编制情况。


　　第二十条　上级行政机构不得干预下级行政机构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配备，也不得要求下级人民政府设立与其业务对口的行政机构。


　　第二十一条　行政机构非依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不得将其行政管理权委托所属事业单位或其他事业单位、中介组织行使。

第三章　编制管理





　　第二十二条　行政机构的编制依据职能配置和职位分类，按照精简的原则确定。


　　第二十三条　各级行政编制总数，由省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在国家下达的总数内根据实际综合评定，进行分类后，提出分配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四条　各级行政机构增加或者减少编制，由省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审核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任何单位不得擅自突破编制总数增加编制。


　　第二十五条　确需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或者临时机构不单独确定编制，所需编制由承担具体工作的行政机构解决。


　　第二十六条　行政机构的领导职数按照有关规定确定。其内设机构的领导职数由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根据人员编制核定。


　　第二十七条　行政机构编制实行《机构编制管理手册》制度。
　　《机构编制管理手册》是行政机构办理经费核拨，人员调配的依据。其核发和管理，由机构编制管理机关负责。


　　第二十八条　《机构编制管理手册》的内容包括：行政机构及其内设机构名称、职能、规格、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实有人数和在职人员名单等内容。
　　前款规定的内容发生变更时，行政机构必须在变更之日起十五日内据实报经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准。


　　第二十九条　行政机构不得从下属单位或其他单位长期借用人员，也不得利用其他经费聘用临时人员从事公务活动。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机构编制管理机关负责对本级和下一级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各级行政机构每年必须如实向本级机构编制机关提供其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情况的报告。


　　第三十一条　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实行预算监督。各级财政部门应以《机构编制管理手册》核定的行政机构编制为依据拨付经费，并加强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事行政管理部门对违反《机构编制管理手册》核定的超编人员不得办理录用、调配手续。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上一级或者同级机构编制管理机关责令限期纠正；情节严重的，由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建议同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一）擅自设立内设机构的；
　　（二）擅自扩大职能的；
　　（三）擅自变更机构名称的；
　　（四）擅自超过核定编制使用工作人员的；
　　（五）擅自提高机构或者内设机构规格的；
　　（六）违反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其他有关规定的。违反前款规定设立的机构应予撤销，调入的人员应予清退。


　　第三十四条　机构编制管理机关违反规定审批机构和人员编制，以及人事、财政部门违反规定办理超编人员录用、调配手续或拨付超编人员经费的，对其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并撤销违法审批，追缴拨付的超编经费。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其他履行行政职能的机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机构编制管理机关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