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工权益的缺损与法律保障

韩宏伟 伊犁师范学院法经系

内容提要 农民工是新型的工人阶级，在城乡二元格局的转型与市场经济的互动中，基于社会的歧视和法律保障的缺失，农民工权益屡屡被侵害，困扰着社会的和谐发展。探究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缺损的深层原因，以期构建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法律路径，是我们社会对其人权保障的最大福祉。
关键词 农民工 农民工权益 缺损 法律保障


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社会化，使得人口流动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进行务工，一方面是对农村传统乡土经济秩序的改革，促使农村产业结构做出积极调整，以此来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是对城市经济发展劳动力短缺的必要补充，促使城市经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实践之路。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既减轻了农村的经济压力，又促进了城市经济和社会的不断繁荣，这是一项双赢的战略。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然而，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尽管农民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其权益的保障一直存在缺损问题，这是对农民工的不尊重和践踏，是社会经济进程中的不和谐之音。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有效保障，不仅仅是对农民工人权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对法律的尊重。因为法律彰显的公平、正义是为整个社会负责任，这是其不可推卸的义务。
一、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缺失的表现
城乡二元格局带来的推拉效应与传统户籍制度的客观结果，造就了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轨迹。农民工是介于农民和工人之间的一个社会特殊群体，他们既非纯正的农民又非真正意义上的工人，这就决定了这个群体的难堪与尴尬境地。“他们这个群体就像是生活在孤岛上，远离家门又徘徊在城市的门外。”一位社会学家如是说。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的缺失，一方面把农民工不断推向社会的死角；另一方面又加剧了社会矛盾，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实际上，农民工权益缺损导致的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最终还是要法律去解决，权力机关的不作为最终还是要以其作为的行为去收场，这无疑于作茧自缚。
（一）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的歧视性
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的“稳定器”、经济运行的“减震器”和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1]但是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严重不足，缺乏公平性。社会保障制度只涵盖了国家机关、事业机关和部分集体企业的职工，而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职工和“三资”企业中的农民工并未享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虽然广东、北京等少数省市开始实施最低生活保障，但绝大部分农民工仍然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当农民工遭遇工资不能及时足额发放、工伤赔偿、人格歧视等问题时，社会保障制度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及对于损害农民工权益的单位和个人缺乏严厉的惩罚机制，往往使农民工连辛勤劳动的“裸体工资”都不能拿到。
（二）法律援助制度滞后
我国自1994年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以来，已经建立政府法律援助机构2892个，共有法律援助专职人员9798名，10多年来共解答法律咨询600多万人次，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81万余件，有130余万人得到了法律援助服务。法律援助已经成为一项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的不可或缺的制度，但因法律援助经费的短缺，法律援助律师资源的不足，法律援助机构与政府部门的协作机制缺乏有效的监督，大量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权益纠纷和案件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农民工权益被侵害之后，由于交不起高额的诉讼费而丧失了国家法律帮助的权利，这对农民工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平。法律的权威不是靠金钱堆积起来的，而是靠公平和正义积攒起来的。农民工权益受损而不诉诸于法律，却被迫选择自己不情愿的“私了”，这并不是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淡薄，而是一种潜在的不平等在作祟。因为他们与雇主之间的不平等地位，迫使其只能接受不平等的结果。
另外，当农民工权益被侵害之后，维护社会公正的政府、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维护妇女权利的妇联理论上应该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坚强后盾，但实际上来自他们的关心却几乎看不见。广东商学院教授谢泽宪、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巧燕于2003年7月经过问卷调查后发现，代表农民工权益的机关并不能全心全意地维护农民工的切身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为何广东省手外科医院如此之多、手外科技术如此发达，究其原因，是手指工伤事故太多。每年都有上万只手指手术，每一次手术耗费数万元，这是一个很大的利益市场。农民工工伤之后的赔偿、生活、就业、子女教育、父母赡养等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农民工工伤之后不但背负巨大的经济负担，而且负载更加沉重的精神压力，因为他们有见不得人的一面。谢泽宪教授痛心疾首地指出，“这不是他们的丑，是社会的耻辱。”[2] 法律把没有解决的问题扔给社会，是对社会的不尊重，更是对法律自身权威性的践踏。法律援助是农民工正义维权的社会底线，如果都没有了，那么农民工只有任人宰割。正义成了一扇虚设的门，法律把农民工拒之门外，同时也把自己关在了门内。
（三）农民工政治权益被剥夺
农民工处于社会层次体系的底层，由于受教育程度、身份地位、财产占有等的限制，其政治参与机会往往很少甚或被剥夺，这样使得农民工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较低甚或没有。政治生活的产品是法律，而法律则是权势政府对社会公共价值的强制性和权威性分配。强势群体在法律的制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他们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或其他行为，使法律的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欲求，或者至少不影响自己的既得利益。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因其特殊的社会身份而无法参与法律规则的制定，不能使自己的意志体现在法律中，故此，自己的权利被忽视、剥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法律对强势群体的关照就是对弱势群体的欺压，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权利分配不平等的“潜规则”。同时，农民工政治参与权利被忽视、剥夺殃及其他方面，诸如子女受教育、就业、培训、休息、安全保障等权利都得不到有效和持久的保障。
“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充分关注保障问题，特别是社会脆弱成员的保障问题，很可能要忍受破坏性不利后果的折磨。”[3] 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虚置的表现，使其不断被逼向“违法犯罪”的边缘。2000年震惊全国的湖南张君案就是一个明证，这不能不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二、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缺失的深层原因
农民工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历史和现实的畸形儿，其特殊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决定了命运多劫的生活轨迹。因此，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缺失的深层原因成为社会亟待探究的重大课题。
（一）以户籍管理为核心的城乡二元格局的历史原因
农民工是在中国特定环境下产生的，是与特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实行严格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这两者实际上形成了我国城乡二元化社会分离的格局，限制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尽管这种二元格局在计划经济时代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显示了一定的优越性。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种二元格局的弊端愈加凸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市场经济的步伐。二元化的户籍管理制度制约着人口的广泛流动，特别是经济落后农村的农民向经济发达城市的流动。城乡二元格局是历史形成的，它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形成不同的经济结构，这种二元化的经济结构拉大了城市社会与乡土社会之间的经济差距，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价值观、人生观。经济差距越大，就越能刺激农民涌向城市的心理，也越能加剧城乡两种秩序的对立。
城乡二元格局的对立秩序决定了农民工特殊身份的形成，农民和市民不同的利益观念和价值观念也决定了两种社会群体的必然对立。由于城市秩序的特殊性，城市市民享有农民可望不可及的优厚待遇，甚至对于在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下而得到的待遇产生了极大的惯性依赖，因而总是要极力维护这种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而城市政府对农民工采取的种种限制政策实质上就是维护城市市民这种不合理的既得利益的具体表现，这种利益上的冲突降低了农民工薪资待遇的心理预期，不利于农民工“心悦诚服”地为城市经济发展服务。同时，与城市居民较大的利益反差使其心理产生“相对剥夺感”，从而引发社会危机。城乡二元格局是历史形成的，我们不能人为改变，但农民工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待遇，却是不公正的制度形成的，而制度的不公正是对人权的最大践踏。
（二）执法环境差、维权成本高、城市歧视强的社会原因
农民工作为社会特殊的弱势群体，当其权益被侵害之后，会做出两种选择：妥协与抗争。妥协是农民工放弃自己的权利，默默忍受并予以逃避，或者被迫接受“裸体工资”的“高额打折”的廉价结果并继续承受；抗争是农民工争取自己权益的积极表现，他们通过上访、诉讼、甚或暴力等方式来为自己维权。德国法学家耶林认为，“权利，为达到此目标的手段就是斗争。”[4] 农民工希望通过政府、人大、工会等机关争回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这些农民工的坚强后盾有时却视而不见，来自他们的关心最多只停留在口头上，让人看不到实际的内容。虽然目前农民工讨薪取得了一定成绩，2002年全国劳动监察部门共追回14亿元，但距拖欠400多亿元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不能不说明我们政府的执法部门还存在很大的问题。执法部门力度不够的原因在于执法人员的素质不高、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甚至容忍或放纵这种事情。名扬全国的工伤维权律师周立太，为争取农民工权益积极辩护，深受农民工的尊重和欢迎。但是一些企业却到地方政府诉苦：有这样的律师在这里，我们呆下去了。言下之意如果政府不采取特别的措施，就要撤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固然无可厚非，但我们决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忽视、践踏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诉讼是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律底线，同时也是农民工最不愿意走的一条路。因为目前司法不健康环境，加之较高的诉讼费用使得农民工没有能力争回自己的正当权利。当农民工权益被侵害，特别是遭遇工伤之后，农民工急需治疗费用，如若用法律途径来解决，或许能够得到更多的赔偿，但不能救急。农民工只有被迫接受雇主的很少的赔偿，而且以后的就业、生活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司法环境不理想，维权成本高、风险大是法律难以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根本原因。农民工打不起官司的原因还在于耗不起时间，即便经历艰难困苦获得胜诉，法院执行难也是一个问题，最终的胜诉只是一张仅有心理安慰作用而无实际意义的法律白条。因此，即便农民工知道其权益被侵害，也不敢、不愿用法律途径来为自己维权。
城乡二元格局的对立秩序造成了市民对农民的某种偏见，这种偏见受历史的影响，但在现实社会中却被不断地夸大，以至于城市政府对农民工产生歧视和排斥心理。农民不是农村的专利，市民也不是城市的专利，他们都是特定历史的产物。从法律层面上讲，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市民享有特殊的社会待遇，就是对农民工的歧视，也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亵渎。城市制度对农民工的歧视具体表现在就业限制、工作环境差、子女受教育需交纳高额的借读费、同工不同酬、保险福利无保障等权利的缺失。尽管城市如此歧视，农民工还是“忍辱负重”地继续留在城市，他们不敢对各种各样损害其权益的行为讨价还价，因为他们怕失去来之不易的工作，这样更加剧了城市歧视的蔓延。
（三）农民工的自身原因
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束缚也是其权益法律保障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民工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现代法制观念不强、自我保护意识淡薄、缺乏权利观念，当其权益遭受侵害之后，由于救济无门，只能自我承担。而且，中国的农民基于某种血缘和地缘的同质作用，一般不愿打破这种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相反，倒是愿意放弃一些权利，去赢得一些情理，以改善同周围的社会关系。这是中国农民传统的价值观念在作祟，这种落后的权利观念是农民工权益屡屡受损的重要原因，也是其难以接受现代法制思想、不能用法律维护自己权益的关键。另外，农民工缺乏组织性，比较涣散，这样使其无正式的社会组织依靠。当其权益缺损后，由于得不到社会组织内部资源的保护和支持，农民工只能依靠建立在初级群体网络基础上的血缘、地缘或业缘的乡土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但实际上，这种乡土组织的力量对于他们的困境来说是非常弱小的。
三、 法治视野下的人权保障机制——农民工权益维护的法律路径
农民工权益缺损是一个社会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一个法律问题，是法律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缺失造成的，是法律驾驭社会运行中的不和谐之音。因此，必须构建一种公正的和谐秩序——法治视野下的人权保障机制，来对农民工进行强势关怀，这才是清源之术、治本之道。
（一） 制度公正：一种法律底线
制度公正对于改变农民工的弱势地位是根本性的。美国法学家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认为，社会公正应体现两条“正义原则”，[5] 一是平等原则，即每个人应该在社会中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二是差别原则，即如果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的话，这种不平等应该有利于境遇最差的人们的最大利益。罗尔斯对社会和经济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者开出的处方是采用特殊的积极差别待遇，一方面保证国家权力的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又能够使弱势者获得最大利益，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实质上的社会公正。
农民工是不公正的制度造成的，这一弱势群体的形成，即证明了不公正已经存在。那么，按照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国家应该采取积极措施来保障农民工的最大利益。（1）建立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有效机制，加强权益缺损事件的防范措施。农民工辛苦劳动的工资如果不能及时、足额的拿到，不但生存成为问题，而且会加剧其对社会的仇视心理，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2）加快农村经济建设和城市化步伐，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秩序一体化。农民工权益缺损的基础性原因是其依存的乡土秩序在城市中的失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农民工生存与发展期望的落差。故此，加快农村经济建设进程，改变农村经济落后的局面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打破城乡二元化的不合理格局，实现乡土秩序和城市秩序的融合与重建，最终实现城乡秩序的一体化，达到一种制度上的和谐。城乡秩序一体化是指城市秩序与乡土秩序通过融合能够相互包容，改革两种秩序上因制度造成的人为对立；通过重建使两种秩序相互渗透，组建一种新型秩序，从而达到一元化状态。只有打破城乡二元格局，才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使社会资源平等而有序的分配，实现农民工权利的公平分配。只有构建公正的制度，才能彻底消除农民工受歧视的社会现实，这也是改变农民工命运的法律底线。
（二）人权尊重：一种道德底线
法律是一种普适性的制度。普适性要求法律必须保障每个人的利益，这才是其公平正义原则的体现。农民工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法律有义务要求社会公众去尊重农民工，这是社会的道德底线，同时也是法律的道德底线。尊重是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伦理准则，如果人与人之间连起码的尊重都不能获得的话，那么，不被尊重的一方等于被否认了做人的尊严，这是社会不允许的，更是法律不允许的。
农民工在城市受歧视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主要归因于法律的漠视和脆弱，漠视表现为法律对农民工权益缺损的“视而不见”；脆弱表现为法律对农民工权益缺损的“无能为力”。农民工所言：物质上的贫困倒在其次，精神上的受歧视却让人难以忍受，不尊重的社会现实往往使其难以长期安心地在城市工作。与此同时，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紧张、对立状态往往给社会治安带来不良影响，因此，法律应该给农民工以市民待遇，让农民工享有与市民平等的城市尊重。从法律功利主义的角度讲，尊重农民工并保障其合法权益，既可以使农民工长期为城市经济发展服务，又能够使社会秩序得到和谐发展，进而减轻社会的负担，降低法律的成本。
农民工进城务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逆转的潮流，社会应该顺应而不应阻止。我们必须承认，“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将是我国城市中共同生活的、长期共存的两大社会群体，只有增强他们之间的了解、理解与沟通，消除他们之间的误解、隔阂与歧视，才能避免社会冲突的发生，从而保证我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6] 既然农民工得不到尊重影响了其权益的维护以及社会的安定秩序，那么，法律就应当担当此重任，调整农民工得不到尊重的社会关系，对于不尊重农民工的行为予以惩罚，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使农民工得到法律的尊重。比如，成立正式的农民工维权组织，制定专门的《农民工权益保障法》，推行农民工劳动合同制度，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改革教育法规、促进教育平等。
（三）权利意识：一种生存底线
农民工由于天生的软弱性，加之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往往息事宁人，宁可自己吃点亏，也不愿得罪人，这是乡土社会中的熟人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忍让意识维护着社会关系的稳定，但长期下去，却潜伏着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是以生存作为底线。在乡土社会中，由于血缘、地缘上的特殊关系，农民权利即使受到一点损害，一般会有乡村干部或德高望重的人出面调节，维持乡土秩序整体上的一种平和。农民这种传统的权利意识在农村尚可以生存下去，但把它移植到城市社会中就会碰钉子，因为城市社会是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发展的，市场经济不会同情和帮助弱势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社会是以利益的互动为基础，利益的互动又是以强烈的权利意识为准则，它要求市民要有法律观念。农民工从乡土社会来到城市社会，由于其文化程度较低，缺乏法律观念，因而其权利意识自然大大下降。但是这种下降还有一定的社会原因，农民工背井离乡为的是更好地养家糊口，但在城市的歧视中“忍辱负重”继续工作，因为他们怕失去来之不易的工作。这样，一方面降低了他们对待遇的期望值，另一方面也增加了雇主们的剥削心理，双重因素使农民工的权利意识不断跌向生存的底线。
农民工权利意识的缺乏不仅仅是其个人的原因，法律保障的虚置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罗尔斯认为，“如果法律不能充分解决由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变化所带来的新型的争端，人们就会不再把法律当作社会组织的一个工具而加以信赖。”[7] 农民工权益缺损而不诉诸于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也剥夺了其维权意识。
四、结语
农民工作为社会流动中的边缘弱势群体，其权益保障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要构建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就不能不考虑农民工权益缺损问题。国家在培育社会资本、开发农民工人力资源、提高农民工社会地位以及其生存能力的同时，加强法律对农民工权益的切实保护，才是我们社会对其人权保障的最大福祉。

注释
[1] 朱?基：《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证国家长治久安》，载《新时期劳动和社会保障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 蒋韦华薇：《 断指之痛》，[北京]中国青年报2005年4月27日。
[3] 曾湘泉：《价值理念、收入分配差距与社会保障制度构建》，载[北京]社会保障制度2002年第1期。.
[4] 何勤华：《西方法学家列传》，[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统计管理条例

　 1995年7月28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11月29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辽宁省统计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4年9月29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辽宁省统计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统计管理，保障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充分发挥统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信息、咨询、监督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其实施细则，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我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及个体工商户和本省在省外、境外的企业事业组织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需依照统计法律、法规的规定，真实、准确提供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统计资料。
　　公民有义务如实提供国家统计调查所需要的情况。
　　第三条　统计的基本任务是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实行统计监督。
　　第四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统计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统计管理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统计工作的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统计活动和国民经济核算工作负责组织、协调、管理和监督。
　　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根据统计任务的需要，设置统计机构和配备统计人员。
　　第五条　统计管理部门、统计机构及其统计人员依法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和统计监督的职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负责人应当保障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　统计管理部门、统计机构以及统计人员应当依照统计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提供统计资料，准确、及时地完成统计工作任务。
　　第七条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加速统计信息自动化建设，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统计机构，为统计工作提供必要保证和创造良好条件，提高统计管理水平。

第二章　统计调查管理

　　第八条　基本统计调查单位管理实行登记制度。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办理统计登记，领取《统计登记证》。
　　本条例实施前建立的所有单位，在本条例实施之日起６个月内到当地统计管理部门办理统计登记。新建立或者迁入的单位，在被批准建立或者迁入之日起３０日内到当地统计管理部门办理统计登记。
　　已经登记的单位，隶属关系、经营范围和地址发生变更，在变更之日起３０日内到原统计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个体工商户的统计登记及其变更，按本条第二、三款规定的期限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手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统计登记资料抄送同级统计管理部门。
　　《统计登记证》由省统计管理部门统一印制。
　　统计登记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九条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必须执行国家和省规定的统计调查计划、统计制度方法和统计报表制度，保证统计调查方法、统计指标体系、统计报表制度的完整和统一。
　　未经统计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更动。
　　第十条　统计调查应当以国家规定的周期性普查为基础，抽样调查为主体，科学推算、重点调查和有限的全面报表为补充。
　　周期性普查由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各级统计管理部门协调同级各有关部门共同实施。
　　重大项目的抽样调查由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各级统计管理部门协调同级有关部门实施；一般项目的抽样调查由各级统计管理部门组织同级有关部门共同实施。
　　进行抽样调查，应当在调查前根据普查和行政登记资料，查明基本统计单位及其分布情况，建立科学的抽样框。
　　科学推算由省统计管理部门以已有的统计资料或者有关部门的行政记录为基础进行。
　　统计调查所需经费应由地方负担的，由地方各级财政列支。
　　第十一条　统计调查项目的拟订，必须执行下列规定：
　　（一）地区社会、经济基本情况的指令性或者综合性统计调查项目，由本地区统计管理部门拟订，报上一级统计管理部门备案；重大项目的调查，由本地区统计管理部门拟订，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批，报上一级统计管理部门备案；乡（镇）的统计调查项目由县级统计管理部门拟订；
　　（二）部门归口管理的行业性统计调查，由该部门的统计机构拟订，经本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报同级统计管理部门批准；
　　（三）部门的专业性统计调查，由本部门拟订，报同级统计管理部门备案；
　　（四）综合管理部门确需直接进行的统计调查，按照本条（二）项规定执行；
　　（五）统计信息服务机构进行的问卷调查或者意向调查，由与调查范围相应的统计管理部门审批。
　　第十二条　统计调查表必须在右上角标明表号、制表机关和批准或者备案机关、批准或者备案文号；问卷调查或者意向调查必须在右上角标明批准或者备案机关、批准或者备案文号。未标明上述字样的统计调查表和问卷调查或者意向调查，被调查单位或者个人有权拒绝填报，并有权向统计管理部门举报，统计管理部门应当宣布废止。
　　统计调查管理办法由省统计管理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利用统计调查窃取国家秘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进行欺诈活动。

第三章　统计资料管理

　　第十四条　各部门、各单位报送的统计资料，必须由统计负责人审核和部门、单位负责人签署或者盖章。
　　有关财务统计资料由财务会计机构或者财务会计人员提供，经统计负责人审核、单位负责人签署或者盖章后上报。
　　第十五条　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负责人对统计机构、统计人员依法提供的统计资料，不得自行修改；不得强令或者授意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篡改统计资料或者编造虚假数据；不得对拒绝、抵制篡改统计资料行为的统计人员或者对拒绝、抵制编造虚假数据的统计人员进行打击报复。
　　第十六条　统计资料报出后，在规定期间内发现错误的，必须及时向受表机关订正；过期发现的，应当立即向受表机关报告，并按照受表机关要求进行调整。
　　第十七条　统计管理部门负责公布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统计资料，定期发布统计公报；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统计资料，应当经上一级统计管理部门审核后，方可公布。
　　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公布其归口管理的行业性统计资料，应当经同级统计管理部门批准；公布本部门管辖范围内的专业性统计资料，必须报送同级统计管理部门备案。
　　新闻、出版单位不得发布尚未公布的地区性基本统计资料和部门统计资料。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制定政策、计划，确定工作任务，检查政策、计划执行情况，考核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工作成绩，评价发展水平，需要使用统计资料的，应当分别以同级统计管理部门和统计机构提供的统计资料为准。
　　第十九条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加强统计基础建设，对统计资料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建立健全原始记录、统计台帐、统计资料的审核、交接、档案和保密等管理制度。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布或者使用统计资料时，必须遵守国家有关保密的规定。
　　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对在统计调查中知悉的私人、家庭的单项调查资料及统计调查对象的商业秘密，应当予以保密。
　　第二十一条　各级统计管理部门应当规划、管理统计信息市场，建立健全统计信息制度，发展统计信息服务业。
　　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可以利用本部门、本单位可以公布的统计资料，开展统计信息咨询服务。

第四章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置独立的统计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配备统计人员，负责组织和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统计工作。城市居民委员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应当有固定人员，从事统计工作。
　　县级以上统计管理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统计管理部门负责并报告工作，在统计业务上以上级统计管理部门领导为主。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部门配备统计人员，负责管理、协调本部门的统计工作，在统计业务上受同级统计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四条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根据统计工作任务需要，设置统计机构或者配备统计人员，并指定统计负责人，组织、协调本单位的统计工作。
　　第二十五条　统计负责人是代表本单位履行统计法律、法规规定职责的行政责任人员。统计负责人应当由具备相当统计专业职务条件或者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担
第二十六条　依据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从事统计工作的人员应当具有统计人员从业资格，并取得统计人员从业资格证书。
统计人员从业资格证书由省统计管理部门统一印制，县级以上统计管理部门核发。
　　第二十七条　统计队伍应当相对稳定。各级统计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调动，应当征得上一级统计管理部门的同意。各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统计负责人的调动，应当征求同级统计管理部门的意见。具有中级以上统计专业技术职务人员的调动，应当征求上级统计机构的意见。
　　统计人员调动工作时，必须有符合条件的人员接替，在办理统计资料交接手续后，方可离职。
　　第二十八条　统计人员的权利：
　　（一）依据统计法律、法规和统计制度规定，进行统计调查，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如实提供统计资料，检查与统计资料有关的各种报表、帐簿、原始记录和凭证；
　　（二）揭发、检举、控告统计活动中违反法律、法规和统计制度的行为；
　　（三）参加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有关会议，提供有关统计咨询；
　　（四）参加统计专业培训和进修，更新知识，提高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五）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晋升统计专业技术职务，享受相应待遇。
　　第二十九条　统计人员的义务：
　　（一）执行统计法律、法规和统计制度规定；
　　（二）搜集、整理、提供统计资料，开展统计信息、咨询服务，并对所提供的统计资料负责；
　　（三）管理统计资料，按规定的期限保管；
　　（四）保守统计资料秘密。
　　第三十条　具有统计师及其以上统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非国家公务员，可以申请建立统计师事务所及相类似的统计信息服务机构。
　　统计师事务所及相类似的统计信息服务机构可受统计管理部门的委托，承担专项调查和对有关统计资料的真实性进行技术性鉴定；可以接受部门或者单位的委托，开展统计调查和咨询服务，帮助企业事业单位建立健全统计基础工作，

第五章　统计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统计管理部门应当对统计法律、法规和统计制度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统计管理部门设置的统计检查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本行政区的统计检查和统计违法案件处理工作。
　　县级以上统计管理部门的统计检查员在执行检查职务时，根据需要经部门负责人同意，可查封被检查单位的统计资料及其相关的会计资料；有权向被检查单位发出《统计检查查询书》，被查询单位必须按照《统计检查查询书》规定的期限据实答复。
　　统计检查员在执行统计检查职务时，应当出示《统计检查员证》。
　　《统计检查员证》由省统计管理部门颁发。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统计管理部门根据统计工作关系，按照统一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查处统计违法案件：
　　（一）县级以上统计管理部门负责查处本行政区域内的统计违法案件；
　　（二）各级人民政府的统计违法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责成其统计管理部门查处；
　　（三）各级统计管理部门的统计违法案件，由上级统计管理部门查处；
　　（四）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的统计违法案件，由同级统计管理部门查处；
　　（五）上级统计管理部门可以直接查处下级统计管理部门管辖范围内的统计违法案件。
　　第三十四条　各级统计管理部门立案的重大统计违法案件，应当在立案的同时向上一级统计管理部门备案；处理的全部统计违法案件结案后，应当向上一级统计管理部门报送案件处理结果。
　　上级统计管理部门有权纠正下级统计管理部门对统计违法案件的不当处理决定。
　　第三十五条　对人民政府违反统计法律、法规的行为，同级统计管理部门有权向上级人民政府、统计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监督权的部门举报。
　　第三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妨碍、抗拒统计检查员和统计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不得包庇、袒护统计违法行为。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统计管理部门应当建立通告制度，对违反统计法律、法规的案件和处理结果进行通告。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八条　对有下列成绩之一的单位和统计人员，由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单位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在完成规定的统计调查任务，保障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
　　（二）在统计分析、统计预测、统计监督、统计信息和咨询服务方面做出优异成绩的；
　　（三）在改革与完善统计制度方法、统计调查体系、统计核算体系，进行统计科研，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方面有创新，并取得显著效果的；
　　（四）同违反统计法律、法规行为作斗争事迹突出的；
　　（五）在开展统计专业培训中有重要贡献的；
　　（六）在统计法制宣传教育方面成绩突出的；
　　（七）执行国家统计保密规定成绩显著的；
　　（八）在其他统计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第三十九条　有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及拒报、屡次迟报统计资料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对企业事业组织、个体工商户，可以处以2000元至50000元罚款。
第四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单位处以2000元至３万元罚款；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分别处以200元至3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经批准，自行公布统计资料的；
（二）新闻、出版单位发布尚未公布的地区性基本统计资料和部门统计资料的；
（三）无人负责统计工作，管理混乱或者统计人员调动工作不按规定办理交接手续的。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通报批评，对单位处以1000元至10000元罚款；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分别处以100元至1000元罚款：
　　（一）不办理统计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
　　（二）安排无统计人员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统计工作的；
　　（三）无原始记录、统计台帐的。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分别处以500元至5000元罚款，并给予行政处分：
　　（一）统计人员工作失职，造成统计资料重大差错的；
　　（二）隐瞒违反统计法律、法规事实真相，转移、藏匿、毁弃或者伪造、篡改统计原始凭证及相关资料的；
　　（三）阻挠统计机构、统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或者妨碍、抗拒统计检查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四）包庇、袒护统计违法行为的。
　　第四十三条　未经批准或者备案，擅自制发统计调查表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通报批评。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分别给予行政处分：
　　（一）地方、部门、单位的负责人自行修改、编造虚假统计资料或者强令、授意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篡改或者编造虚假统计资料的；
　　（二）地方、部门、单位的负责人对拒绝、抵制篡改或者编造虚假统计资料的统计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
　　（三）统计人员参与篡改或者编造虚假统计资料的。
　　对有第（一）、（三）项行为的，并可给予通报批评；对有第（二）项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国家有关统计资料保密规定的，可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统计机构、统计人员泄露私人、家庭的单项调查资料或者统计调查对象的商业秘密，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并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六条　利用统计调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进行欺诈活动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以5000元至50000元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第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统计管理部门决定并执行；行政处分，由县级以上统计管理部门签发《统计违法行为处理意见书》，移交被处分人的主管部门或者监察部门处理。有关部门应当在接到《统计违法行为处理意见书》之日起３０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将处理结果告知统计管理部门。有关部门处理不当或者逾期不处理的，统计管理部门可提请同级人民政府纠正或者处理。
　　第四十八条　罚没款必须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票据，罚没款上缴同级财政部门。
　　第四十九条　因违反统计法律、法规所骗取的优惠待遇、荣誉称号、奖金或者其他非法所得，由县级以上统计管理部门提交有关部门限期撤销和追回。有关部门逾期不处理的，由县级以上统计管理部门提请有关部门的同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处理。
　　第五十条　对统计管理部门的统计检查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一条　对违反统计法律、法规行为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统计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90年9月21日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辽宁省统计监督检查条例》同时废止。